第四次改革是1998年朱熔基当总理以后,进行大规模的行政体制改革。这次改革当时面临最大的问题,现在看来就是政府职能转变迟缓,机构臃肿,改革适应不了发展的需要。这次改革步子非常大,在改革之前,国务院有四十个组成部委,什么叫组成部委?就像西方说的“内阁部”,我们叫“国务院组成部委”。这次改革把直接管理工业的部委大多数都撤消了。砍掉了11个保留了29个。
到目前,这些直接管理工业的国务院部委只保留两个,一个是国防科工委,一个是新组建的信息产业部,其它全部撤销。把这些管理工业的部委变成一个副部级的国家局,归国家经贸委管理,经过两年的转换现在基本上变成了社会中介机构,完全脱离了政府。这个改革难度很大。这些老部委光大中院校管了90多所,研究所管了200多个,所以迫使我们对这些撤销部委管的大学也进行改革,研究机构也进行改革。
与此同时,在国务院和省级这两级政府机构,提出公务人员要减一半,国务院当时3.4万人减了1.7万人,震惊海内外。现在看来1998年这次大规模政府改革,就机构改革本身来讲,还是比较成功的,但它的问题是,这次改革提出的转变政府职能的目标,也没有完全实现,职能转变迟缓。再一个就是行政编制不够,用事业编制,现在很多部委借了很多下面部门的人或者事业单位的人,这说明政府职能还没有真正转变。
这是我讲的第一个小点,就说我们在分析中国的行政体制和中国政府治理创新之后,首先对改革开放之后,我们行政体制大体改革过程,大家有一个简单的了解,这样我们就可以思考一些问题。
我分析第二小点就是,通过这几次行政体制改革的回顾,我们可以得出四点启示:
第一点,行政体制改革,政府机构改革,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其艰难性,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每一次行政体制改革,机构改革,绝不仅仅是机构、人员、数量的增减,它首先是一种权力关系,权力格局的重新调整和分配; 行政体制改革,机构改革在权力关系,权力格局调整的后面,隐藏的是利益关系、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分配;每一次行政机构改革,对广大行政人员来讲几乎面临新的职业选择,谁都可能被分流,会遇到很大阻力。
第二点,行政体制改革、政府机构改革又是一个逐步深化的问题,它很难一步到位,也不可能一步到位。中国如此,国外也是如此。比如说1982年的时候,当时我们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观点,就认为国务院的机构100个太多了,几乎是一次数量增减性的改革,在机构职能本身方面,没有提出新的东西;到了1988年,我们就提出转变政府职能。经过这些年实践以后,感到政府职能像过去那样不行了,要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所以你们看到,这个改革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一次次重复,你要把它看成链条,是一个螺旋式上升,逐步在推进,它很难一步到位。
第三,行政体制改革,政府机构改革,它和经济体制改革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就中国来讲,行政体制改革的每一次任务,都是由经济体制改革深入以后提出来的,不是空穴来风。反过来,行政体制改革的实施,又进一步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这是一种相辅相成的、互为因果的关系。我这里说三句话,你们都经历过了,1982年我们进行第一次行政体制改革的时候,我们中国对经济性质的判断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是我们当时对中国经济的定性。到了1988年我们进行第二次行政体制改革,当时我们对中国经济性质的判断,是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不是计划经济了,变成商品经济了,但是是“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的,有两个限制词,性质变了,变成商品经济。
那么到1993年我们进行改革的时候,我们对经济性质的判断,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家看,1982年是计划经济,1988年是商品经济,到1993年我们深化到市场经济,这是我们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深入以后,我们在经济性质判断方面上了三个台阶。那么你的行政体制,政府管理,肯定要随着对经济性质的判断,这样一种不断深化、不断进行的调整,而进行改革。
第四点,如果我们放开眼界的话,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潮流也符合国际社会中的政府机构改革潮流。
国外政府改革持续20多年。我们把国外这二十多年来的政府改革用四句话来概括:第一句,大刀阔斧地裁减政府机构,裁减行政人员。以美国为例,克林顿自1993年上台到1997年在任的四年,在联邦政府裁员28万人,克林顿当时提出三句话:第一句,政府只有裁减了机构,裁减了人员,才能减少财政开支;第二句话,只有减少了财政开支,才能减少对老百姓的税收;第三句话,只有减少了对老百姓的税收,政府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所以克林顿当时在美国威信还是很高的。
第二个改革内容,就是将政府的一些服务性职能,向社会转移,不仅仅是美国,好多国家都是这样,这类似于中国政府职能转变,转移给第三部门、民间组织,甚至转移给私人部门。他们说,私人部门的效益普遍高于公共部门的效益,政府可以承担这样的服务责任,但是政府不一定直接提供这样的服务,让民间、私人部门提供服务,政府拿钱,提高公共服务质量。
第三句话就放松规制,放松管制。西方国家和我们不一样,我们法制规制不健全,而他们是法制规制太多了,束缚了公务员的手脚。所以他们大刀阔斧地放松规制,减少规制,减少政府对社会不必要的干预。
第四句话,大力推进公共服务市场化,把企业管理的理念、价值观引用到政府管理中来。他们说公共服务是政府承担的责任,但是如何提供公共服务,不应该由政府垄断,可以引入市场机制,比如说通过委托、代理、承包合同,这样一些方式,把公共服务市场化。他们说,政府管理花的是纳税人的钱,仍然要讲投入,讲产出,讲成本,讲效益,要把企业管理的价值引入到政府的管理中来。
上面讲的这四句话,在某种意义上讲,高度概括了这二十多年来,国际社会中的政府改革潮流中的最主要的内容。所以我们说,如果你把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放在国际社会中,放在政府改革的潮流中来观察的话,你就能够理解中国这样的改革,就不会感到突然。这是我讲的第一个大问题,整体上跟大家交代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首先要了解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大体的演变过程;另一方面,从这四次改革我们可以得出的四点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