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由此导致了社会犯罪率的急剧上升，有本事靠本事挣钱致富，没本事也不想落后，他铤而走险，就可能犯罪。政府官员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最容易出现大面积的腐败，政府官员也是人，他也有家庭现代化的问题，过去很体面，受人尊重，囊中也不羞涩，后来他觉得越来越羞涩了，这样就有可能诱发他们动用手中的公共权力，铤而走险。这是在社会转型期普遍的规律。我说的不光是中国，美国、欧洲都经过这个社会转型，他们都经历过了。当然，中国的问题还有它的复杂性。中国在社会转型的同时，还面临体制转轨，就是说我们有一个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的问题。如果说前一个转变是世界共同规律，后一个转轨，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没有成功的范例。前苏联转型，转到市场经济上去了，但是把社会主义制度转没有了，把完整的统一的苏联，转成分崩离析了。
更关键的是，中国是两种任务放在同一时段上来完成，既要完成社会转型的任务，又要完成体制转轨的任务。大家看为什么中国市场经济出现一些混乱的局面？有人说，按照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讲，我们的价值，主要应该是重义而不是重利，人以诚信为本，人和人之间是亲和、礼让的，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给我们的精华积淀。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越来越看不到这些，我们看到的是大量的市场中的坑蒙拐骗、假冒伪劣，能骗就骗，能拐就拐。所有这些都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相背离。
那么就要分析这种现象，为什么中国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会有这样一种现象呢？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中国市场经济自身先天不足造成的，这是我的一种看法，当然我的看法也不一定有道理。我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一种先天不足的市场经济，是一种缺乏自然历史积累的市场经济。欧美市场经济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当年英国资本原始积累也非常残酷，几百年以后才演变到现在这样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国过去没有这样的过程，商品经济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建国以后搞了几十年计划经济，最后突然发现，这计划经济走到死路上去了。我们反过来，靠国家的权力、政府的权力，强行地改变经济发展的方向，由计划转到市场了。靠国家、政府强行扭转，其好处是来得快。它的问题是由于缺乏正常的自然历史的积累过程，这就意味着你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就像小孩子生下来以后他上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他大学毕业才能走向社会进行正常的工作。他托儿所、幼儿园都没有经历过，你让他出来工作可能吗？不可能！我打个比方，建国以后，我们栽了一棵梨树，树干长得很粗，树枝也很茂盛，就是不挂果。我们把这个树上的树枝砍掉，嫁接上能结果的枝，来得快，但是这种嫁接本身也要付出代价。否则你难以解释现在这样一种现象。这是我认为政府管理面临的第一个环境变化，就是说体制转轨，社会转型两种非常重要的历史任务，搁在一个阶段里完成，给政府管理提出一系列新问题，带来很大的压力。不是说我们管理手段落后了，不是说我们管理能力下降了。现在中国每年人口流动量上亿，大面积流动，这对社会控制，对公安部门来讲带来很大压力，关系着维护社会秩序主要问题。你想一想，这么大的国家，如果说政治秩序稳定不了，发生大规模动乱，那么你还谈什么现代化建设？这是我谈的第一个变化。
外部环境的第二个变化就是，我们资源配置发生重大变化。整个社会配置资源的方式，过去主要是靠国家、政府权力来配置社会资源。那么搞了几十年，我们发现，走到死路上了。迄今为止，人们实行过很多很多的资源配置方式，都不如市场有效。所以我们靠国家权力、政府权力，配置几十年的资源，最后让给市场，让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政府、国家在配置资源中起拾遗补缺的作用。这样一种重大的变化，应该说对我们政府官员影响是非常深刻的，有很多官员，适应不了这样一种由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础的变化，还想用行政权力、国家权力更多地配置资源，从而带来一系列问题。
第三个变化就是，利益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利益格局的变化，对政府管理也带来了一系列深刻的影响。什么叫利益格局变化呢？过去计划体制下，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平均主义大锅饭，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在这个政策导向下，中国的收入差距快速地拉开，利益群体和利益群体的边界越来越清晰，不同群体的矛盾、摩擦越来越尖锐，这样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我看到一个资料，说目前中国社会群体，不同群体收入拉大的程度已经超过了美国，一开始我对这个结论很怀疑，我认为中国和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几乎没有可比性。为什么？美国目前是世界上绝对的头号强国，去年它的总产值占全世界的40％，所以，它这个强权主义横行霸道是以它强大的经济为基础的。他2.8亿人口，去年经济总量是9万多亿美元；我们13亿人，去年总产值是1万多亿美元，和它不能比。但是为什么中国不同群体收入拉大差距超过了美国呢？西方经济学上有个原理，专门衡量一个国家国内不同群体拉大的程度，叫基尼系数。专家们对2000年底美国和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做了测算，最后发现美国的基尼系数是0.43，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467，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了美国0.037个百分点。
中国社会经济总量，人均和美国根本不能比？为什么它的基尼系数比我们还小呢？我思考结果是，美国社会和中国社会是两个不同的社会，美国社会如果比作坛子的话，中国社会还是瓶子。坛子，两头小中间大，就是说在美国社会，坛子的上端，极端富裕的人是少数，在坛子的下段，极端穷困的人相对也是少数，而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在坛子的中间，形成一个强大的、稳定的中产阶层，整个构成社会稳定器。而中国社会经过这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后，在社会的高端，有一大批富翁，而在中国社会下段，至少目前，还有二千多万人没有解决温饱。城市有大量职工下岗，有2100万人待救济阶层。 这种利益分配的格局，造成了中国社会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就可能发生犯罪，许多恶性事件，都与这个有关。
因此我们说，政府面临这种客观环境上的三个变化，有可能引发三种冲突，而且这种冲突还可能是长期的，解决不好会长期影响我们的发展。第一种冲突，就是经济增长与利益分配的冲突。一方面，中国的国力大大增强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升了。另外一方面，如何分配利益，成为所有社会成员关注的焦点，我前面讲过，政府是掌管这个利益分配杠杆的，所以说如果不能有效地解决经济增长与利益分配冲突的话，对社会的控制，是非常困难的。这是面临的第一个大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政府的不廉洁行为与人民群众公平意识的冲突。一方面，市场经济培育了社会成员的自强、自立、公平、竞争这样一种新的观念，而另外一方面，我们的政府机构，公务人员，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腐败现象，它和人民群众的自强、自立、公平竞争意识便形成一种尖锐的冲突。
第三个问题是，社会发育水平提高与政府社会控制能力下降的冲突。一方面，中国社会的发育水平大大提高了，中国社会自我管理能力也大大增强了，如民间组织的快速发展等。另外一方面，政府要控制社会的节奏，那么这中间便产生了强烈的冲突。
从长远发展看，政府要减少对社会的干预，要给民间以及城市的社区提供更宽松的环境。现在中国的社会再也不像当年计划体制下那样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高度合一，政府有很强的组织动员能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某种意义上讲，政府控制和组织能力在下降，政府的权威在流失，而民间的自治欲望在提升，民间自我管理能力在增强。政府必须要有控制社会的职责，如果社会控制不了，一旦出现大规模的社会政治动乱，现代化就可能被中断。从这个角度上讲，社会自我管理水平的提高，与政府控制社会能力的下降，成为我们政府管理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所以我认为，这三种冲突，如果解决得不好，将会长期影响我们国家的发展，也会影响到政府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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