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热点问题(3)

核心提示:对民生投资,学界有四个担心:一是担心我们的投资最后会不会形成一些既没社会效益又没经济效益的项目;二是担心会不会出现太多权钱交易;三是担心会不会损害已经形成的民营经济,产生国进民退的情况,影响到市场配置资源的原则;四是担心虽然保八能够实现,但解决不了就业问题。改革开放这30年国富的问题解决得不错,下一个30年要解决民富的问题。

保增长最终启动靠消费

内需既包括投资,也包括消费,内需的最终启动要靠消费。消费也分三种。

第一种叫收入性消费。所谓收入性消费,就是自己赚钱来消费。收入性消费的决定因素是收入,收入提高了,消费就起来了;收入低了,消费就降下来了。现在中国消费起不来的重要原因是居民收入增长太缓慢了。因此,要启动收入性消费,就必须提高居民收入,这是2009年的重要任务。

怎么样提高居民收入?有五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是提高居民个人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我们的国民收入被分成三块,分别是国家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居民个人收入。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国家财政收入占的比例太高,居民个人收入占的比例太低。近十年来,国家财政收入每年的增长速度都超过GDP的增长速度,居民个人收入增长速度一直低于GDP增长速度,老百姓比较穷,所以消费起不来。应该说,改革开放30年,国富的问题解决得不错。我们办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奥运会,又紧接着成功发射了“神七”。改革开放的下一个30年要解决民富的问题,必须提高居民个人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上的比例,这已经是共识了。

怎么样提高居民个人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无非是三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是免税。给老百姓免税,他们的收入就多了。奥巴马在竞选纲领中提出给年收入25万美金以下的人免税,我一看就知道他一定当选。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都代表中产阶级,不过共和党代表中产阶级上层,民主党代表中产阶级下层,在美国年收入在25万美金以下的人是多数。他的免税政策一出台,美国经济很快就会反弹的。第二个办法是退税。就是交了税以后退给你,我们简单称之为“发红包”。最近日本首相麻生太郎要给国民发红包,不过发的不是货币,是购物券。本以为支持率会提高,没想到发完以后,支持率反而降低了。所以,看来退税这个办法实行起来难度比较大一点。第三个办法是提高个税起征点。个税起征点提高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会相对的减少,而老百姓收入就会相对的增加。2007年我们讨论过一次提高个税起征点,当时征求意见时,我的意见是提高到5000块钱。在北京一个月赚5000块钱,日子过得挺紧张的。后来通过全国人大讨论,提高到了2000块钱。从1600到2000,老百姓并没有增加多少收入。所以,去年下半年又讨论提高个税起征点,一个记者问我还坚持不坚持过去5000元的观点?我说我仍然坚持。结果,他把这话发在各大网站上,搞得很多人给我写信。读者来信大部分反对大幅度提高起征点。例如,一个安徽读者告诉我说,他现在一个月收入2000块钱,不交税挺好,但为什么赚5000块钱的人也不交税?这不公平。中国人的平均主义思想太重了!实际上大幅度提高个税起征点,才能保证收入增长,我是极力主张这方面要做一个大幅度的迈进才行。从总体来看,要提高居民个人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例。

第二个办法是提高初次分配劳动收入的比例。初次分配,就是企业对个人的分配。初次分配收入分成两块,一是劳动收入,二是企业利润。近十年来,中国企业利润都呈上升趋势,而劳动收入增长比较缓慢,所以,我们提出应该提高初次分配过程中劳动分配的比例才行。许多老板对此有意见。我去调研中小企业,他们告诉我,企业利润很薄了,再提高劳动收入,企业就生存不下去。后来我发现,中小企业确实利润很薄,那怎么办呢?要提高劳动收入,就必须给企业减税。企业减税了,他就可以提高劳动收入的比例。后来,大家认可应该给中小企业减税。企业的贡献有两条,税收和就业。中小企业主要是解决就业的,收那么高的税干嘛?税怎么减呢?从增值税改革开始。通过增值税改革,大幅度降低企业的税收,企业税收降低了,当然就有力量给劳动力提高收入了,劳动收入提高了,整个的居民收入就会提高。

第三个办法是提高财产性收入在居民收入中的比例。居民收入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劳动性收入,另一个是财产性收入。和劳动性收入相比,我国现在居民收入中财产性收入占的比例太低了。一个人光靠劳动收入富不起来,只有财产性收入比例提高了,这个收入才能提高。我们发现,美国人的收入里40%多是财产性收入,50%多是劳动性收入,所以美国的中产阶级比例比较大。而中国的居民收入里,财产性收入只占了1.8%。因而我们提出要提高财产性收入在居民收入中的比例。有一次我们调研的时候,老百姓说,你讲这个话等于没有讲,因为我现在根本就没有财产,怎么提高我的财产性收入?你得先让我有财产,才能提高财产性收入的比例。这引发了一场讨论,这个讨论涉及到深层次改革。另外,财产性收入不外乎是两种收入,一个是动产收入,一个是不动产收入。动产收入就是利息、债券、股票等,不动产收入就是房子、土地等。老百姓说,现在不是提高我的收入,而是把我的钱搞不见了,股市从6300点掉到2000点以下,房地产市场晃晃悠悠,资产收益没有提高。所以,我们才提出稳定资本市场、稳定房地产市场。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都不能大起大落,因为它影响到人们的财产性收入。现在,我们琢磨的是怎样适当提高居民收入中财产性收入比例的办法。

第四个办法是提高农民的收入。现在农民收入增长太慢,导致整个居民收入增长太慢。怎么样提高农民的收入?通过税?这个办法已经没了,因为农业税已经取消了。通过价格?好像也不好办,因为农民个人占有的土地比较少,每家生产的粮食比较少,就是把粮价再提高,可能收入也增加不了多少。所以,只有通过体制改革,才能提高农民收入。我们提出一个口号:城乡一体化。什么叫城乡一体化?现在讲的城乡一体化是指两个一体化的统一。一个是城乡公共产品享受一体化。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应该平等地享受国家所提供的公共产品,而现在农民享受不了。比如社会保障根本就覆盖不了农民,他本来收入就少,又不能享受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所以就穷。农民进城,不管干什么,都叫农民工,为什么?因为他是农村户口,农村户口是不享受城市的公共产品的。中国为什么不能搞身份证制,而搞户籍制啊?户口的含金量不一样。农民进城,他的孩子却不能进城上学,所以出现了4千万留守儿童,这也成为人权组织攻击我们的重要借口,说我们破坏了亲情权。另外一个一体化是农村和城市的经济体制要一体化。比如说产权制度就应该一体化。现在,城里人买了房子,这个房子有产权,产权既可以抵押,也可以买卖,但农民的宅基地既不能抵押,也不能买卖。我们调研过,中国农民的宅基地最少值20万亿。实际上,中国的农民充其量只能叫农工,因为他的所有财产不具有产权性质,既不能抵押,也不能买卖,所以他很穷。这次提出城乡一体化是两个一体化的统一,推动起来难度比较大,但不解决又不行。提高农民收入的重点就在城乡一体化的突破上。

第五个办法是提高经济比较落后地区人们的收入。经济落后地区人们收入增长太缓慢了,所以总体的居民收入增长就比较缓慢。过去对经济落后地区我们采取的办法是扶贫,结果发现越扶越贫。因此,要提高他们的收入,我们必须转变思路。这次提出一个新的模式,要为这些地区提供就业和创业机会。拥有就业和创业机会,他们才能够富有起来。最近,我在南方的一个城市调研,这个城市有一条“小吃一条街”。由于本地人已经不太想投资餐饮业,因而“小吃一条街”上都是外地人。其中一家兰州拉面,老板不是兰州市的人,是甘肃乡下的农民,过去在家里种土豆,一年收入就一两千块钱,但他有一身绝技,拉面做得很好。他悄悄告诉我说,现在一年收入在十万左右。为什么过去一年一两千,现在一年十万左右?这就是获得了一个创业机会的问题。

对于这次的毒奶事件,我进行了思考,看来要真正做到食品安全,必须把好种植和养殖这第一关。我就想,能不能让农民带着自己的土地使用权加入到食品企业中来,一方面给农民创造了财产性收入,一方面又可以保证食品安全。这不就是体制问题吗?如果所有制不能解决,70年使用权总可以吧?所以,提高落后地区收入要重在体制改革。

如果居民收入在未来能够提高的话,那么收入性消费就能够起来。

消费的第二种是信贷性消费。所谓信贷性消费,就是借钱消费。信贷性消费也是消费的重要形式,尤其不动产消费中信贷性消费占了很大的比例。大家注意观察,西方国家只要家庭的主要成员没有进入中年,基本都是银行的债务人,因为谁大学一毕业就能买得起房子啊?都是信贷性消费,也就是银行按揭,差不多到中年才能还完。美国这次次贷危机就是信贷性消费引发的,但这不是信贷性消费有问题,而是美国做得过头了。最近讨论的第二套住房按揭的问题,就是属于信贷性消费的内容,因为不动产消费还是要靠信贷性消费启动的。上世纪80年代初,我到日本学习的时候,我的老师们住的是独体别墅,我很羡慕,一问才知道,一个老师在57岁还完贷款,另一个老师55岁还完贷款。但人家一早就住着好房子。后来我发现,日本跟中国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日本妇女大部分都在家里就业,就是家庭主妇。我们中国保护妇女,是让妇女同志多干活,你多干活就有地位了,结果妇女同志和男的一样在社会上竞争,回家还得保卫家庭。日本保护妇女地位很有意思,日本《婚姻法》明确规定,男人和女人离婚,家庭财产男人得到零。所以,虽然日本离婚率很高,但中年离婚率最低。日本的酒吧文化世界闻名,而酒吧里面基本上是中年人。后来我研究发现,这不是国民行为问题,是经济和法律结合的产物。

信贷性消费又分为三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信用性信贷,就是根据你的收入状况来决定给你贷多少钱让你消费,信用度越高,贷的款就越多。在加拿大,你要去贷款买房子,首先要拿三年的固定收入工资单。美国的次贷危机就在于不考察收入。第二种形式是抵押性信贷,就是把自己有价值的东西抵押在银行,获得一部分钱来用于消费。要把抵押性信贷搞好,就必须要把抵押物的产权清晰,价格的定价要搞清楚。一般来讲,只有当铺、拍卖市场很发达,抵押性信贷才能起来。中国现在抵押性信贷发展起不来的主要原因就是这方面市场不发达,所以我们很难断定抵押物的产权状况和价格状况。第三种形式是担保性信贷,就是由别人担保,你到银行借钱,然后消费。像现在的助学贷款就是属于这种信贷性消费。没有钱到银行贷款,上完大学后再还,谁来担保?银行最需要老师担保,因为老师担保比较保险。一般来讲,学生不会坑老师,而老师也能还得起,但我发现这个制度也有点问题。比如老师担保了40多个学生,结果两个人不见了,那么老师就得还钱。所以要研究一下到底谁来担保?是自然人担保,还是机构担保?如果自然人担保,哪种自然人比较合理?不能一概让老师担保。担保性信贷是一种信贷性消费的形式,但担保的制度要完善才行。关于第二套住房贷款问题,我一直告诉银行不要叫第二套住房信贷,因为只要这个人和银行没有信贷关系,没有欠银行钱,他买五套你都别管他。有人有两套房子了,现在没有欠银行的钱,他还想再买一套,那贷就行了,何苦去考察他。问题的关键在于考察信贷关系的状况,而不是第几套,这个没有意义。2009年中国必须启动信贷性消费,如果信贷性消费起不来的话,不动产消费就起不来,不动产消费起不来的话,整个的消费就起不来。

消费的第三种是预期性消费。就是人们有些消费是和预期相关的,预期越好,他就越敢消费;预期不好,就不敢消费。预期对消费影响很大,比如奢侈品消费一般就和预期相关。当一人感到自己已经不能赚钱时,他一般不敢消费;当预感到自己今年能够赚更多钱时,他就敢消费。我们现在启动消费,也要考虑启动预期性消费的问题,要提高人们的预期。

怎样提高预期?人的预期和两个因素有关。

一个因素就是安全感。这里讲的安全指四种安全。第一种安全是工作安全。就是会不会失业?失业后有没有失业救济金?能不能培训再上岗?第二种安全是生活安全。比如退休以后,生活水平会不会受到影响?有没有良好的退休制度?有没有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第三种安全就是健康安全、生命安全。就是生病以后,会不会出现看不起病、看病难的问题?有没有良好的医疗卫生保障制度?如果没有良好的医疗卫生保障制度,遇到了看不起病、看病难的问题怎么办?第四种安全是财富安全。比如存在银行的钱会不会不见了?财富会不会缩水?美国布什救市和英国布朗救市有很大的差异。布什救市,一开始是收购银行的呆坏账和垃圾财产,结果银行没有救住,而且把该负责的人给放跑了。布朗就比较聪明,他主要收购银行的股权,把私人银行收购为国有银行。国家是不会破产的,所以银行就不会破产,银行就有了无限信用,储户就会感到比较安全,不紧张就不会挤兑。所以布朗后来成了救市英雄,因为他考虑到了人们财富安全的要求。当安全感好的时候,人们预期比较好,就敢消费。所以,我们国家在下一步运作中,要强调增强人们的安全感。安全感的核心是建立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如果有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人们就会感到很安全,于是人们的预期就会好,就敢消费,最后消费就会起来的。

现在人们老感到不安全,怎么办?就自己给自己保障,就是银行存款。为什么我们国家储蓄率这么高?人们不是为了投资,而是为了自我保障,所以虽然降息,大家仍然对消费无动于衷,而且越降越紧张,越紧张就越不敢消费。所以我一直建议存款利率不要再降了,可以降贷款利率。因为再继续降存款利率,老百姓一共就存那么点钱,利率越降存款就越不值钱,老百姓就更害怕了,一害怕就更不敢消费了。这点我们要吸取日本的教训。为什么日本的首相上台像走马灯一样?过去,日本各个阶层感到安全,因为有两道安全网。一道安全网是企业,所有居民都明白,只要好好干,企业就不会亏待我,企业会保障我的,最后发展到终身雇佣。结果小泉改革,把这道安全网改掉了。第二道安全网是国民退休金。在日本,不管在哪儿退休了,不管在什么机构退休,从退休那天起就可以领取国民退休金。而且不但丈夫拥有国民退休金,从丈夫退休的那天起,他的妻子也可以平等地拥有国民退休金。日本退休人员为什么离婚率高?就是因为国民退休金。但现在日本进入老年化社会,交国民退休金的人越来越少,领的人越来越多了。国民退休金发不出来了,发不出来就要改革。改革就是不发、少发,所以人们感到不安全。麻生太郎首相最近在吃饭的时候发牢骚说,为什么给那些不干活、光吃饭、看病的人发钱?结果传出来以后,社会哗然。存款利率不降,而贷款利率降了,银行收入少了怎么办?通过国家贴息就行了。

中国改革一定要注意安全感问题,尤其是2009年起的一段时间,我们一定要给老百姓安全感的预期才行。要有安全感,关键是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所以我认为,万亿投资里应该拿两万亿搞社会保障。

美国从上世纪30年代危机中走出来,起重要的作用的就是《社会保险法》。1935年《社会保险法》通过,美国建立良好的社会保障,私人的消费才起来了。到现在为止,美国私人消费占GDP的数量在50%左右,它的内需很强就是社会保障的原因。

解决预期问题另外的一个因素是增长感。要让人们感到中国经济还会持续增长。我们讲的信心就是增长感。我告诉大家,中国经济还会持续增长,因为我们国家没有完成城市化,没有完成工业化。

当然,在国家做工作的同时,我们个人也需要调整。我最近调研发现,中国人之所以不敢消费的原因就是想的事情太多了。年轻时要想老的时候怎么办,老了吧,还要想孩子怎么办,越想就越不敢消费。这个思维要变一变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别想那么多。现在每个人都要追求幸福的一生,但你说谁有幸福的一生?我发现谁都没有,但有幸福的时刻,抓住这个时刻就行了。我想,这恐怕是政府和个人都要努力的问题。

总体来看,如果这三种消费能够起来,那么内需就会起来,增长就能保证。所以我们保增长,靠出口是不行了,要靠内需。内需一个是投资,一个是消费。怎么样启动?投资有三种投资,消费有三种消费,大致情况就是这样。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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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根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李贤博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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