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传统文化

对于曾国藩，后人有很多评议。褒之者因他立德立功立言，而称他为一代完人、千古楷模；慕之者认为他以一农家子而封侯拜相，权倾天下而得善终，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能人智者；贬之者则基于他镇压太平天国而骂他为汉奸、卖国贼、刽子手。我个人以为，若跳出政治事功的圈子，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待这位晚清人物，可能会更客观更准确一些。

在我看来，曾国藩应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培育出来的典型人物，或者说是严谨的规范的中国传统文化实践者，甚至还可以更高一点地说，他是中国最后一个传统文化集大成者。

这里，我从八个方面来展开这一论题。

一、系统的正规的长期教育，使曾氏的精神世界从一开始便皈依于中国传统文化。

曾国藩的祖父是一个善于治事治家的能干农人。在他的手里，曾家开始进入小康之境，他的三个儿子都能受到教育。长子曾麟书一辈子充当塾师，并拥有秀才功名。曾家是当地受人尊敬羡慕的耕读之家。因此，曾国藩的家虽然在偏僻的乡村，但却充满着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

曾国藩五岁发蒙，先后就读于其父授课的利见斋、锡麒斋及衡阳唐氏家塾、湘乡涟滨书院、长沙岳麓书院。他十四岁开始应童子试，到二十三岁时，经过八次考试才中秀才。二十四岁考中举人，接下来经过三次会试，在二十八岁那年考中进士、点翰林。长达二十三年的寒窗苦读，多达十二次的科举考试，在修得功名正果的同时，也将曾氏的精神世界别无选择地牢牢皈依于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经典文化。

现今保存下来的名曰《小池》五律，是曾氏十四岁时的作品。诗是这样写的：“屋后一枯池，夜雨生波澜。勿言一勺水，会有蛟龙蟠。物理无定资，须臾变众窍。男儿未盖棺，进取谁能料？”一个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学说熏陶下，积极进取，对人生抱有很大期望的少年形象跃然纸上。

流传于世的他的会试文章《九月戊辰诸侯盟于葵邱》，对齐桓公纠列诸侯会盟葵邱，重申尊王室而讨伐背离之举予以高度赞扬。虽是闱场试文，然而这种对大一统中央王权的维护，也确乎是《春秋》所教化的结果。

应该说，这种精神上的皈依，对于曾氏来说，是近于原始的本能的属于生命需要的信仰与追求。

二、十年翰苑生涯，在博览群籍的同时，曾氏以圣贤为榜样，修身慎独，完成生命境界的第一次升华。

从五岁到二十八岁这二十三年间，曾氏读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猎取功名，以便获得一官半职。记诵儒家经典，揣摸如何代圣人立言，无疑是他这段时期读书的重心。值得曾氏庆幸的是，他因此进入京师翰林院，而且在这里整整呆了十个年头。翰林院乃蓄才养望之地，没有多少实事，读书写文章是其本职。读书一旦与“敲门砖”脱钩之后，它的功效便大不相同了。曾氏既可借此广泛阅读诸子百家等各类书籍，又可以细细咀嚼儒家经典中的微言大义。曾氏在后者的表现，促成他早年精神境界的一次重大升华。

道光二十一年，也就是曾国藩进京之后的第二年，三十一岁的他，加入当时京师一个以研究践行理学为主旨的松散团体。这个团体的人员多为官员，其中又以翰林院、詹事府等文化官员居多，其骨干人员有倭仁、吴廷栋、何桂珍、窦垿、邵懿辰、陈源兖等，他们的首领为唐鉴。唐鉴是湖南人，那时已六十四岁了，官居太常寺卿。唐鉴号称理学大师，是京师士人的精神领袖。据曾氏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的日记记载，当天曾氏拜访了唐鉴，向唐请教两个大问题，一个是检身之要，一个是读书之法。所谓检身之要，就是检点自身的紧要入手之处，也就是说修身，对自己道德品性方面的修持该从哪些重要之处入手。对此一问题，唐鉴告诉曾氏，要以《朱子全书》为宗师。对这部书，不应当只是浏览而已，而要身体力行。修身当从两个方面下手：一为内，一为外。内要“主一无适”，即奉行一个宗旨，心无旁骛。外要“整齐严肃”，即言行端谨庄重。对于读书之法，唐鉴说治学只有三个门类，即义理、考核、文章。经济之学，即治理国家的学问则归于义理一门中。治这门学问，重在读史。唐又对曾说，要学习倭仁，用记日记的方式监督自己，其监督之关键在于不自欺。曾氏说，唐鉴这番话，对他有“昭然若发蒙”的作用。

从那以后，曾氏以朱熹的书为课本，按着朱子的教导，去掉身上的毛病缺点，让自己变成一个崭新的人。他录记下袁了凡的话“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这两句话正是他的字号“涤生”的注脚。曾氏着重在五个方面对自身予以修整。这五个方面为：诚、敬、谨、静、恒。诚即诚实、诚信、诚恳，不欺人，不自欺。敬即以敬畏之心态办事待人，他将书房命名为无慢室。无慢，乃敬畏之心的外化。谨即言语谨慎，不打诳语，不巧言，不说违心的话。静即内心宁静。曾氏牢记唐鉴的话：最是静字功夫重要。若不静，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他坚持每日里不论怎样忙碌劳累，总要让心安静一时半刻，最好能做到万虑俱息，心如古井。恒即有规律，做事持之有恒，生活上饮食有节，起居有度。

遵照唐鉴的提示，曾氏借助记日记来作修身监督，以慎独的高标准来严格要求。每天将自己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都真实地记录下来，对那些不符合规范的言行思想予以毫不留情地揭露批判。翻开曾氏早年的日记，常可见到他痛骂自己“下流”“卑鄙”一类的字眼，颇有一股与自身毛病缺点血战一番的气势。他以圣贤为榜样，努力将自己也打造为当世的圣贤。他甚至写下“不为圣贤，即为禽兽”的话，意即若做不成圣贤，则是禽兽。如此，就将自己的后路给斩钉截铁地断了。

从日记来看当年曾氏的思想及行为，可知他的修身是真诚的，是脚踏实地的，是见之于行动的。这样的修身，对于人的心灵的净化、素质的提高是极有作用的。就在这段时期里，他为自己的人生作出两个决定：一是这一生决不以升官作为发财的手段。二是效法前贤，以澄清天下为志。同时，他的人生认识上还有一个重要的收获，即从《易经》“盈虚消息”《易·丰卦》：“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的天道中悟出人当求阙而不要求全，“花未全开月未圆”才是最好的状态，从而将自己的居所命名为求阙斋。应当说，而立年间的这一段刻苦自励的修身慎独岁月，让曾氏补上了如何做人这一最重要的课程。他的人生境界，因此得到第一次升华，为日后的绝大事业奠定坚实的人格基础。而在眼下，实实在在的修身慎独，也让他得到看得见的实际利益。曾氏在京师的十二年，是他一生最为舒心的时期，除安逸、稳定之外，便是官运亨通。史载他“十年七迁”，即中进士十年内，他七次获得迁升。三十七岁那年，他一年连升四级，由从四品升为从二品，从一个中级官员一跃为高级官员。迁升之速，在京师官场极为少见。他自己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近来中进士十年得阁学者，惟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及予三人。”

两年后，他正式做起礼部侍郎。从道光二十九年到咸丰二年，三年间，他除本职外，还先后兼任过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这就是后人说的“遍兼五部”。

仕途如此顺遂，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严格修身无疑是其中的原因之一：诚实谦抑、敬业慎言的官员，上司岂能不器重，同僚岂能不推服？他的口碑一定是好的，他晋升路上的人为障碍一定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