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传统文化（4）

曾氏的“一生三变”，既是他个人的亲身经历，也带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三十一岁的年轻翰林，怀抱着经邦济世的宏大愿望，在为自己一生做规划的时候，自然而然会选择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套完整而严谨的学说体系。这个时候，担当天下所需要的各种储备，显然比单纯的文章诗词更为重要。在那样一个混乱无序、弱肉强食的世道，要办成扭转乾坤的大事，没有强悍铁腕的手段是绝对不可能的。任何一个虔诚的儒家信徒，只要是不空谈性理而走出书斋办实事，都一定会借鉴与采纳法家的做法。但是，法家那一套过头了，又很容易造成拔苗助长、欲速不达、刻薄寡恩、众叛亲离等后果，若一旦在挫折中深刻反省后，则又易于接受道家顺其自然、以柔克刚的理论。曾氏青年立用世之志、中年不惧恶名办团练与晚年游心于老庄，所走过的这条道路是很具有代表性的。它之所以广受后人的关注，正是因为具有普遍性的启迪价值。但我们细细剖析曾国藩一生的学理操持，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儒家学说才是他立身的根本，法家也好，道家也好，都不过是为其所用而已。临终的前一年，他为两个儿子写下了一段近于遗嘱的文字。这段文字，既是对儿子的要求，也是他自己一生苦苦追求的精神价值之所在。他所提出的四个方面的希望：一曰慎独，二曰主敬，三曰求仁，四曰习劳，其理论依据完全来自儒家典籍。

八、传统文化对曾氏的局限。

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中国传统经典文化，两千多年来，塑造了中国的精英人群和民族的主体品格。毫无疑问，它是优秀的杰出的文化，是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所做出的伟大贡献。但这种文化有很大的局限性。曾国藩身上的弱点，所折射的正是这种传统经典文化的局限。

曾氏这个人给我最大的感觉，是他活得太累。太累，表现在他的目标太高远、责任太沉重、持身太刻板。他以圣贤为目标，所定的目标太高远。他以陶铸世风为责任，所担的责任太沉重。他以楷模来自我要求，他的持身必然刻板。而所有这样，都源于他不走样地践行经典的结果。这也正是传统经典文化的局限：陈义太高。

曾氏给我又一个突出的感觉，是束缚太多。他严格地遵循三纲五常的礼教，又非常在意自己的社会形象，从而给他的束缚太多。他的内心多压抑，多痛苦。他明知他的大女婿极其荒唐不成器，但硬是逼着大女儿离开娘家回到婆家去，服侍公婆丈夫。结果一个好端端的侯门长女，就这样苦闷忧郁而死，年仅二十九岁。他自己也为女儿的命运而深感痛苦。处理天津教案，其大计方针原本并无大误，但遭到社会指责后，他也便“外惭清议，内疚神明”，终于因此身心交瘁，一年多后便去世了。这也正是传统经典文化的局限：约束过分。

曾氏令我感到遗憾之处，是器局欠恢廓。晚年的曾氏身处高位，且享盛誉，本可为国家做更多的事情，有更大的作为，比如他亲手开创的洋务运动，就有许多事可做。但遗憾的是，晚年的曾氏精神萎顿。他在被朝廷授予大学士的时候，给其弟的信中居然这样写道：“人以极品为荣，吾今实以为苦恼之境。然时势所处，万不能置身事外，亦惟有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而已。”这时的曾氏，想得更多的是如何保住一生的令名，几乎再无开拓进取的想法。这固然与他晚年多病有关，但传统经典文化的保守实质，对他的影响更为重要。

还有一点，曾氏很看重含浑。他提倡的八德中，其中一德便是“浑”。他对别人说，一个人应当“是非了然于心，而一毫不露”。这里说的就是含浑。他还说谦卑含容是贵相，含容也就是含浑的意思。在曾氏看来的这种美德，而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则更容易被视为“世故”、“圆滑”、“城府”，有失光明磊落。这其实也是传统经典文化的一个缺陷：太过于注重含蓄、内敛。

过细地解剖曾国藩，还可以发现他身上存有不少弱点、缺陷，而透过这些，又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经典文化自身的负面影子。

纵观三千年中国文明史，可知曾国藩乃传统文化最引以为荣的人物之一，尤其是儒家所期盼的“修、齐、治、平”，在曾氏身上得到几近完美的体现。我们可以通过曾氏，看到传统文化是如何陶铸人的精神世界，规范人的外在作为的；另一方面也可以借助曾氏这个人，来形象地了解究竟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长青，只有鲜活的人才具有永恒的魅力。我想，这便是十多年来，在弘扬传统优秀文化的大背景下，“曾国藩”久热不衰的真正原因。

（报告人系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

据中央国家机关工委“读书活动”报告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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