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过去30多年的发展历程看,“起伏不定,波折不断”几乎成为中美关系的基本规律或发展轨迹。然而,观察2010年中美之间经历的两轮角力和摩擦,我们发现有三个新的特征值得引起高度关注。
首先是范围广、密度高。我们通常将中美关系中的问题归结为四大类结构性矛盾,它们分别是战略互信问题、经贸问题、人权问题和台湾问题。回顾中美关系中发生的波折,我们会发现,每一轮波折大多是由其中的一类问题或一些重大的突发性事件所引发。如1993年中美之间出现的波折主要因为人权问题,当时上任不久的克林顿总统试图将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挂钩。1995-1996年出现的风波主要是因为台湾问题,当时的美国国会邀请李登辉访美,触发了台海地区的紧张局势。而1999年中美关系的动荡主要是因为炸馆事件。2001年初中美关系出现的动荡也主要是由两类问题所引发,它们分别是海南撞机事件和小布什总统宣布大规模对台军售。而此次中美关系出现问题的爆发点表现出罕见的广泛性,中美关系中四大类结构性矛盾几乎是同时引爆,如谷歌事件和奥巴马会见达赖属于人权问题,对台军售自然是台湾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属于经贸摩擦,而南海问题、黄海军演则显示出中美战略互信严重缺失。与此同时,各种矛盾集中爆发,一个接着一个,有一种应接不暇的感觉。
其次是第三方因素由维持中美关系稳定的积极因素渐次退化成消极因素。自“9·11”事件以来,中美关系曾维持了长达8年之久的稳定发展,在此期间,两国之间没有爆发一场危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两国在许多涉及第三方问题找到推动两国加强合作的新的增长点,通过在这些涉及第三方问题上的合作,两国的战略互信有所加强,合作的基础进步拓宽。为此,2005年胡锦涛主席在会见到访的小布什总统时,曾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即“中美关系已超越了双边的范畴,越来越具有全球意义”。然而,在今年的中美关系中,一些第三方因素起到的却是使中美关系向负面方向转化的作用,其中最典型是“天安号”事件。“天安号”事件本质上朝韩之间的问题,与中国并无直接关联,但事件的演化尤其是美韩黄海军演却在中美之间引发角力,导致两国间的战略疑虑大幅上升。与此同时,南海问题、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也在中美关系中起到了类似的作用。如何应对第三方因素对中美关系产生消极影响已成为当前中美关系需要迫切加以考虑的新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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