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是此轮中美风波不仅仅局限于双边范畴,而且引发了整个亚太地区国际关系一轮明显的互动,外溢效应异常突出。中美之间问题频出与美国“重返”东亚的步伐几乎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在此期间,美国大幅度加强了与韩国和日本的同盟关系,美越关系实现了新的突破,美印关系得到加强。而且奥巴马政府在这个地区许多重大的外交行动对中国的战略指向十分明显,尤其是奥巴马总统的印度、印尼、韩国、日本四国行和希拉里国务卿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巴布亚新几内亚、澳大利亚、新西兰六国行。
尽管在两轮交锋中美关系仍然维持着一种“斗而不破”的局面,两国领导人保持着频繁的交流,双方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也继续开展,但是,2010年中美关系经历的风波表明,中美关系可能已经走出了“9·11”事件以来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进入了一个不确定的过渡期。造成中美关系由相对稳定向不确定转变的原因,归纳起来大致有五个方面。
第一个原因,从宏观角度来讲,去年中美关系的风波仍然是由中美关系的性质所决定的。在“冷战”刚结束的时候,美国就对华政策问题有过激烈的辩论,主要是讨论“冷战”结束以后如何定位中国的问题。当时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教授叫何汉理,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论断,认为中美之间的关系是“非敌非友”,即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既不是美国的朋友,也不是美国的敌人;在国内事务中既不实行多元化,也不实行集权化;既进行富有经济意义的改革,又不完全采纳资本主义或放任自由的经济理论。中国学者则更愿意用中美关系的“两面性”来定义这种关系的性质,即在国际、地区和双边事务中,既要交往、接触、对话、合作,也有矛盾、分歧、斗争和对抗。
中美两国国家关系的性质是由两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地缘政治、战略目标和战略利益等因素决定的。由于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战略目标上存在结构性矛盾,美国始终没有放弃改变中国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意图,在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时,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有一句有关中美关系的经典评论,他说:“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之前,中美关系仅仅是基于利益的需求而非共同的价值。”
而在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层面,两国既有共同利益,又有矛盾冲突。两国在维持全球和地区稳定以及应对恐怖主义、气候变化、全球金融危机、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问题上共同利益是主要的,在双边贸易关系上,利益更是日益增多,不断扩张。但另一方面,两国在如何对待和解决这些问题时,又存在不少分歧和矛盾,而这些矛盾往往与两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战略目标的不同交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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