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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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历史经验，简单讲就是我们党如何打败国民党，如何取得全国政权。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今年是党成立的九十周年，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们重温党的历史其实是很有意义的。1921年我们党成立，当时毛主席是28岁，1949年新中国建立，当时毛主席是56岁，也就是又过了一个28年，新中国建立之后又过了将近28年，毛主席过世，三个28年，非常巧。今天主要介绍的是1921年到1949年我们党如何夺取全国政权的历史。

党领导人民夺取全国政权的艰难历程

通常，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明白了怎么革命，明白了如何开展革命，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在我们党成立之初对于革命形势的判断并不那么准确，对于如何革命也没有那么清晰地认识，对此，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就认为：“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个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也就是说，我们党在成立之初对于如何革命并没有特别清晰的认识，而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来看，巴黎公社、十月革命都是在城市中进行的，所以在革命初期我们党也自然将工作重心放在了城市，并且很快就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但是很快又被反动军阀所镇压，以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为标志，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跌入谷底。而后，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党的三大决定与国民党进行合作，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这个时候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共产党人都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同时保留了共产党员的身份，实现了通常所讲的第一次国共合作。

两党合作之后是如何分工的呢？共产党当时仍然将主要精力放在了下层的民众运动，比如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等等，而国民党人不愿意从事吃苦的下层工作，这样一来国共两党的合作形态就是国民党做上层工作，共产党做下层工作。正是我们党的先进性区别于其他旧式政党，所以很有吸引力、很有魅力，甚至于吸引了一些国民党员开始转而加入了共产党，这是一个很具标志性的变化，两党的合作方式是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现在也有一些国民党人加入了共产党人，由单向的加入变成了双向的互动，这在国民党内产生了很大的警觉。他们一方面对于自身的组织松懈而忧虑，另一方面又因为共产党组织的严密而感觉到恐惧，这种忧虑和恐惧会发展成为分共与反共的主张与行为。这种思想变化从蒋介石对此的认识中就可以很清晰的看出来。蒋介石有一个特点，就是记日记，整整记了50多年。在1926年3月10日的日记中，关于对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思想变化，他写道：“所受痛苦，至不能说，不忍说，是非梦想所能及者。政治生活至此，何异以佛入地狱耶！”翻译成普通话就是近来我很痛苦，痛苦到很郁闷，很难受，痛苦到就像把佛祖扔到了地域里经受煎熬。可见当时蒋介石对于共产党痛恨的心理已经很严重了，结果过了一年就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我们都说宣传是我们共产党的强项，大家不要忘了国民党也不弱。4月12日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18日他们就已经举办枪决赤党摄影展了。

这次政变是我们党成立之后遭受的第一次重大损失，我们党的党员由六万人减到了一万人。蒋介石屠杀了大概两万多人。更多的是脱党、逃党、叛党。翻开当时的报纸，就像我们今天看的报纸广告栏一样，都登着某某开始宣布脱离中国共产党，某某与中国共产党一刀两断，都是这样的声明。这次失败我们败得很惨，打击很大，面临的问题是还要不要革命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下一步如何革命？为了明确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总结过去失败的教训，我们党就召开了八七会议。

八七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它是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当时，参会代表用一周的时间开了一天的会。很多人会问你这儿有语病吧？一周有七天，怎么开一天会？当时，在开会前的三天，这些代表一位一位偷偷进了会场，开一天会之后又用了三天时间一位一位偷偷地离开了这里。可见白色恐怖多么的严重。这次会上毛主席就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之前我们不太注重军事，而国民党注重，“一文一武”合作的时候很好，一旦破裂肯定是拿笔的共产党吃亏。这次会上，代表们决定了下一步要开展武装起义，之后，我们党在全国范围内领导了一百余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具有两个特点：一是起义的目标都是要城市，比如秋收起义的目标是长沙；二是都以失败而告终。

失败的起义军余部开始转移到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在这些队伍之中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在起义之初有四千多人，没打两天就只剩一千人了，只好开始转入农村，最后带领了队伍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分田高潮。分田的影响非常大，我去江西调研发现，在当时江西的永新县，有一些出家多年的尼姑也下了山，分了地，嫁了人。可见分田的吸引力比宗教信仰还大。与此同时，我们党在井冈山地区开展工农武装割据，毛主席对此做了理论总结，写了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文章原初是毛主席给林彪写的一封信，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的时候，毛泽东给他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这个时期，不仅是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发展的好，其他比如闽浙赣南、鄂豫皖等等十几块革命根据地都发展了起来，为了统一领导各个根据地，1931年11月，在江西的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形成了国家的初步形态。当时政府的各级机构都比较健全，公检法司都有。经过短短几年的发展，我们的红军达到了三十万，重新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但是很不幸，这种鼎盛很快又遭遇了一次更大的挫折，很快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被迫进行长征。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利，一方面是国民党对于我们的围剿力度非常大，中央苏区在1929年到1932年人均年食盐消费量12市斤，1933年就是因为国民党大量的围攻，使得我们食盐量骤减，降到了2.4市斤，1934年8月骤减到0.75市斤，这意味着每人每月人均一两盐，不光是生活上非常困难，同时国民党的这次围剿组织的力量也很强大，组织了50万人，而且配备了坦克等先进的武器。但是如果战略战术运用得好、领导得好，也不一定就会失败，然而这时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左倾化情绪很重，认为仍然要打城市，对于毛泽东探索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并不认可。其实从1931年到1934年，也就是长征前的三年左右，毛泽东已经被排除在中央红军的领导之外，成了光杆司令。而中央实际由博古、李德这些从苏联回来的人来领导，甚至于长征转移前，李德等人还考虑不带毛泽东参加长征。大家想想如果不带他走，历史可能真的要改个样子了，像瞿秋白没有带走，最后就牺牲了。

最近几年我利用业余时间重走了一遍长征路，感受很深，这种感受是只看书所感觉不到的。在旅途中，还收集到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资料，比如一个县里的资料显示，当时的老百姓只要看着兵来就都跑，不管你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当时我们一个战士饿得实在不行了，就进了一个老百姓的家里，家里人都跑了，灶台上剩了点吃的，这个战士就伸手去拿，离那个灶台大概就差半米，终究还是没拿，最后饿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