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胡锦涛同志“七一”讲话的要点和亮点的体会（10）

可是，此后三年的经济恢复和四年的三大改造进展意想不到的顺利，使得党和国家领导人认为，搞经济建设并不比打仗难，有些领导干部听不得批评的骄傲自满情绪也有所增长。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央原准备把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数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北京点名不超过400人，全国点名不超过4000人。可运动一起来就难以控制了，三个月就划了6万多人，而到半年后运动结束时，全国已划右派分子55万多人。其中有不少是爱国知识分子、党员干部、以及政治上热情而不很成熟的20多岁的青年学生，他们只是在整风中给本单位党委或主要党员领导干部提意见时，讲了一些过激、过头的话，就被划为右派。这种“反对我就是反党”的做法，开了扼杀社会民主风气的恶劣先例，同时党内民主也日渐缺失。1958年的大跃进，为什么放了那么多“卫星”？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头脑热昏了的人才说得出来的胡话，可公开登在党报上却没有人提出疑问。因为年初以来不断批评“反冒进”，周总理都做了检查，谁还敢讲话？而到处都放卫星、层层浮夸的结果，使中央也受到误导。以致毛主席也提出，要研究一下粮食多得吃不了怎么办的问题，可接着就是连续三年的大饥荒。

应该说，在党内民主的发展史上，1962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是个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当时粮食全面告急，直接管粮食的李先念副总理见到一个省委书记就抱拳作揖，“求求大家救救京、津、沪”。可每个省都叫苦不迭，因为各地也都非常困难。为了使江西同意外调3亿斤粮食，周总理在餐桌上连喝了江西省委分管农业的书记处书记刘俊秀所敬的三杯酒，讲好了一杯酒一亿斤粮食。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向毛主席建议说，粮食问题光找省委书记还不够，因为省委书记也要依靠管农业的地委书记做工作，建议把全国地委书记都找到北京来，中央直接和他们谈粮食问题的严峻形势和调粮的重要性。毛主席听后想了想，说地委书记也要靠县委书记做工作呀，干脆把县委书记也都找来，前一段很多人挨了批，气不顺，开个“出气会”。大家气顺了，思想通了，问题就好解决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七千人大会是被粮食问题逼出来的。在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作报告，分析了1958年以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最有名的就是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主席也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强调必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这可以说是建国以来党内民主发扬的比较充分的一次大会。有老同志回忆说，当时吃饭10人一桌，大锅菜，坐满才开饭，坐不满不行，饭票丢了也不行，即使是中央领导人去小组开会，也和大家一样凭饭票吃饭。那时每次吃完饭，不论主食还是副食，桌上都是光光的，一点都不剩，这样一个中央召开的全国性会议都是如此，充分说明粮食形势的严峻。可大会通过发扬民主，纠正了很多“左”的错误，特别是采取了一系列受农民欢迎的政策，促进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贯彻落实，全党上下团结一心，共克时艰，经济好转的速度也出人意料。

可才过了3年，到1965年北京已经出现收购的鸡蛋太多冷库放不下, 分配任务给副食店售货员，让他们上街叫卖煮鸡蛋，以及西红柿堆成山、两角钱可以买一堆的景象。但不幸的是，民主空气也随着经济好转而消失了。几个月后，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发表，有位省委书记看了，预感到党内要出非常事态，痛切地说：“刚吃了几天饱饭，又要折腾吗？”但1966年夏，已是到处点火、全国大乱的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