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提高有效制度和政策供给能力（4）

　　其次是要注重程序科学的问题。有效的制度供给与政策供给需要基于这种制度和政策的 “产出规范”问题。如何形成一套科学合理的制度和政策议题的提出、讨论与论证、决策以及跟踪修正的程序，是保证其有效性的技术基础。从政治社会学以及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们认同规范程序的倾向一般总是强于制度和政策或者其提供者本身。譬如，一项关于收入分配的政策，只要其具有规范的并且获得广泛认同的“产出程序”，就有可能获得较高的认同度；反之，如果其 “产出程序”不科学不合理，而不管其内容如何，也有可能得不到较高的认同。最近媒体披露的有关成都 “听证专业户”的情况，就是一个例证。

　　有效制度和政策的产出程序包括提案程序、论证程序、抉择程序等主要程序。这些程序还包括两个基本方面：制度程序和技术程序。所谓制度程序，主要是指基于一定价值取向并经过预设的规范，譬如说谁有资格提出议案以及谁有权力作出决断等。根据首长制原则，一个组织的行政首长具有这个组织管辖范围内所有事项的决断权力和责任。而在委员会体制下，一项制度或政策的产出，需要以该委员会成员过半数或23多数的支持为依据。所谓技术程序，即包括了提案、讨论或论证、抉择等方法。遵循既定的制度程序和技术程序，是有效制度和政策供给的必要基础。

　　第三是关于注重研究的问题。制度和政策的供给属于政治决策的领域。近代英国思想家斯图亚特·密尔曾对政治决策的要义作过精辟论述，认为任何政治决策，如果能够克服或者说有效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都会是非常成功的。这两个问题，第一是自利，第二是无知。就是说，无论是制度与政策供给者的自利倾向，还是其知识的缺乏，都会导致制度和政策供给的失败。因此，我们一方面要避免供给者自利倾向，需要主体的提升与完善，另一方面要解决供给者知识有限问题，建立健全完善的研究、咨询与参谋体系，加强对于制度和政策供给行为的研究，充分借助外脑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