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国民党内部,也有很多人对使用武力解决“宋案”表示异议,而“大借款案”,大部分人稍经理性思考后便会知道这是摆脱财政困境的必然。值得一提的是,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由于一些杂牌小党的加入,声势虽大,但成分已经不纯,而且很多同盟会的老同志也认为革命大功告成,由此汲汲于仕途名禄者不在少数,譬如当选为国会议员的很多人多不支持继续革命。 一言而蔽之,当时的形势与辛亥革命时已大不相同,加上袁世凯的势力比之辛亥更为壮大,除了少数人外,国民党内部对于革命结果也大多不抱希望,党内的军事领袖黄兴后来在南京的不辞而别,或许就是这种态度的体现。 “二次革命”爆发之初,很多地方的官员、商会及其团体都发出了反对动武的电文,袁世凯也是在这种对政府普遍支持的气氛下,以维护中央权威为借口,最终激化了矛盾,引发民国后的第一次战火。所幸的是,这场革命因为没有得到大众的拥护,所以结束得很快。 事实上,革命党激烈分子所发起的这场革命,非但没有给自己加分,反而给了袁世凯一个树立权威的好机会。正如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说的,“当时的全国各省基本都被当地的土军头所盘据,应缴中央的各种地方税收,统统都被借口扣留了,袁氏的中央政府对他们,可说是毫无办法,既不能行文,更不能动武,结果弄得中央政府分文不名,只有靠举债度日”。 所谓“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社会的动荡反使得人们期待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和中央政府出现。由此,袁世凯正好成了全国人民所期盼的安定力量和太平象征。市井平民并不会主动接受什么革命大义,他们当时最希望的是袁世凯能够拨乱反正,尽快恢复秩序,继续过太平的日子。因此,“二次革命”形同康熙年间的“三藩”之乱,孙中山等人在他们眼中成为 “乱党”,也就毫不奇怪了。 “二次革命”,或者说“赣宁之役”,既是民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南北战争,也是辛亥革命中那场尚未完成之战争的继续,但可惜的是,那只是革命的退潮或者未尽的尾声。战争的最终结果是袁世凯所代表的军政集团大获全胜,国民党在广东、江西、安徽三省势力也都被一一清除。“三藩”既除,其他省的大佬们也就噤若寒蝉,唯袁世凯之命是从了。袁世凯本就有统一全国的愿望,如今孙中山号召各省独立,岂非天赐良机? 历史总是充满了讽刺,辛亥革命后,真正统一的中华民国也就是在“二次革命”后、袁世凯统治下的那两年。在列强环伺、国弱民穷的险恶局势下,中央集权的确能给国家带来高效率的行政,这个要求也是合乎现实需要的。由此,袁世凯在“二次革命”的时候获得民众的支持,他获得正义性与合法性的地位非但不是偶然,反是众望所归呢。(摘自《揭开不为人知的细节:民国原来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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