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先有新青年，才有新国家（3）

　　独立、进取、理性、开放、以法治国的国家

　　今天重读这篇3千多字的《敬告青年》，仍有振聋发聩之感。可以想相见，在90多年前的中国，它的出现，会在黑暗中炸出怎样一道闪电。这里说的是对一代青年的冀望，表达的是对一个新的国家的热烈憧憬，因为青年才是国家未来的主人。他们应当是独立、进取、开放、脚踏实地、富于理性的一代人，这个国家，也应当是独立、进取、理性、开放、以法治国并戒除浮躁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不会自动从中国的传统中长出，要靠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艰苦努力。

　　1916年的时候，《新青年》在上海已经办了一年，当时的发行量保持在1千份左右。这一年的年底，《新青年》的命运发生重大转折，蔡元培向陈独秀伸出诚聘之手，邀他到北大就任文科学长。蔡元培是在看了一沓《新青年》后下定聘任陈独秀的决心的。

　　以当年蔡元培新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威望，面对小他12岁的后生陈独秀，他表现了极大的耐心和宽容。习惯早睡早起的他曾不止一次来到陈的寓所，坐个小板凳等待后半夜才从夜生活中归来的陈独秀醒来。陈独秀对蔡元培说，来北大可以，但我的《新青年》怎么办？蔡元培说，带到北京来一起办。《新青年》迁到北京，从此登上全国舞台，直接推动了五四运动的发生。

　　在《新青年》迁往北京之前，陈独秀已经与胡适有了许多信上往来和约稿。胡适的名作《文学改良刍议》就发表在1917年1月1日的《新青年》上。陈独秀又向蔡元培推荐了胡适，这个比陈独秀小12岁的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也被蔡元培破格聘为“重要教授”——三个属兔的人就这样惺惺相惜走到了一起，用陈独秀的话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议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

　　《新青年》对于一代中国青年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比陈独秀小14岁的毛泽东，当时正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后来他在延安对美国记者斯诺这样谈到《新青年》：“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

　　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新声社”恽代英等写给《新青年》的信，非常有代表性：“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的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