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乔希姆•卡赞斯坦：一个多重与多元文明的世界

一元文明观的盛行

在这篇简短的演讲中，我将提出两个基本论点。第一，文明具有多重形态和多元性质，这是对于文明的最好理解。第二，尽管中国和美国都坚信,自己的文明有着无与伦比的独特性，但在文明多元性这一中心点上,它们其实同其他主要文明是一样的，并没有什么超凡出众之处。我关于文明多元性的看法不同于那些自以为是、并在东西方都受到广泛喝彩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观点。具体来说，保守派主张，文明由一系列等级分明的文化范式所组成，其核心价值是不容置疑的；自由派则认为，可以用明确及无可争议的自由主义准则对人类行为是否得体或是否“文明”作出判断。我的文明多元观同这些看法是不同的。

文明是存在于民族国家之上、全球社会之下的社会组织形式。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基础是都市精英赖以攫取农民资源的都市生活形态和劳动分工。在文明的中心，往往存在着宗教传统与世俗传统、尤其是与文学传统交错混杂的情形。

浸淫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的一元论肇始于十八世纪的欧洲。到了十九世纪，关于文明单一性准则的一元论被奉为圭臬。这种文明单一性准则根植于种族、族群归属、宗教以及欧洲文明优越于所有其他文明的信念。然而，将人类区分为文明人和野蛮人的看法并不是一种仅仅在欧洲历史上才存在的现象。在我们的时代，这种看法在亨廷顿所著《文明的冲突》一书的众多具有保守倾向的支持者中赢得了广泛赞同 （这本书已被译成39种语言）。很多致力于改善法治并提升善政全球标准的自由派人士，也持有这种看法。进而言之，这种一元观在当今所有主要文明中，无论是美国、中国、欧洲、印度、日本、俄罗斯，还是伊斯兰世界，都大有市场。相信所谓蛮夷兵临文明城下的人，无处不有，无时不在。

亨廷顿为我们的时代重新拾起了这一陈旧的一元文明观。他的《文明的冲突》一书或可称为冷战终结以来有关国际关系的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在亨廷顿看来，文明是有内聚力和共识基础的、凝固不变的，且具有如同国家般的行动能力。然而，亨廷顿在坚持一元文明观的同时，却又接受在一个多种文明并存的世界上多样化行为准则的存在。他对九一一事件的准确预感增强了其著述的可信度，从而使他的书至今依然受用。然而，相对于学术界来说，一般公众却很少注意到亨廷顿对于所谓文明冲突夸大其辞的事实。大量的分析评论令人信服地表明，冲突大多发生在文明内部而非文明之间。《文明的冲突》的第二个主要论点涉及了中、美两大文明之间的关系。自从冷战终结以来，这一关系可以最恰当地概括为接触或交往而非冲突。然而，该书的广泛号召力并没有因为亨廷顿关于中美冲突的误判而消失。

与亨廷顿相比较，自由派反其道而行之。与亨廷顿不同的是，他们往往更愿意承认任何一种特定文明的内部都存在着多样化的文化范式，但他们同时又很难抛弃那种认为只能用一种标准来判断文明间关系是否恰当的观念。在有关失败国家、善政良治的标准、财产权利以及市场透明化等问题的长期而激烈的论争中，自由派的这一倾向表露无遗。在所有这些以及其他许多问题上，自由派的论述往往都是以世界上只有一种正确的行为准则为前提的，且对此深信不疑。因此，在欧美自由主义的公众话语中，“西方”普遍是用单数形式来表达的：它建立在西方理性发展的基础之上，具有普世性，是一种至善至美的实质性存在，并不断地将世界的各个部分整合进来。

无独有偶，在亚洲同样存在着一种受到西方理性思维浸染但却是反西方的“逆向话语”，并同样受到了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大力推崇。关于亚洲文明执掌龙头的时代将要降临的呼声，或许已从昨天的日本转移到了今天的中国，并会转移到明天的印度。斗转星移，但这样的呼声却有增无减。这种“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一脉相承，同样以单数形式界定和表述东方与西方。持一元文明观的人们虽然身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分属不同的意识形态阵营，但他们所主张的一元论都隐含着知识上的误导性和政治上的危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