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乔希姆•卡赞斯坦：一个多重与多元文明的世界（2）

多重与多元的文明：美国与中国

我在此主张，文明是多元的。从古代到近现代的历史来看，那种认为“西方”有着一成不变的集体身份认同、并在文化上一向具有凝聚力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德国曾经是西方最顽固的敌人，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过强力整合，它却成为力图遏止“东方野蛮专制统治”潮流的“西方文明民主国家”联盟的一员。此外，尽管英美模式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资本主义民主政体的多样化却一直是西方世界的一个突出特征。根据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的历史分析，中世纪的欧洲存在着六种不同的文明形态：地中海周边地区的禁欲基督教文明；西欧和中欧地区的拉丁基督教文明；以及东南欧的拜占庭文明。连接这三大文明的，是几个世纪以来盘踞伊比利亚半岛、横跨非洲及欧亚大陆的伊斯兰贸易圈，以及同样从事贸易的犹太文明和维京文明的相关部分。由此可见，西方的多元化是无可否认的。

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西方文明，也存在于其他文明。例如，中华文明并不是围绕着无可争议的儒家文化或亚洲价值观凝聚而成的。事实上，同美国一样，作为中华文明内部多元性以及中国所处外部环境的反映，中国也经历了围绕着真理的论证而发生的种种冲突。同美国的自由主义思想一样，中国的儒家文化同样有其多样性，并经历过种种内部争论。自十九世纪末以来，儒家文化作为帝制的工具而遭到了唾弃，并失去了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功能。但今天，由于儒家文化的人文主义色彩，形形色色的新儒学重新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儒家文化曾被广泛视为导致中国诸多弊病的主要因素，但近年来，中国政府却积极致力于复兴儒家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儒家文化赖以发挥作用的基础是尊卑有序、礼尚往来、伦理纲常的价值观。而从这些价值观所引申出来的政治品质，即仁、义、礼、智、信，如今已不再被视为糟粕，而是被颂扬为社会的财富。

儒家人文主义的道德和宗教关怀对解决当代中国的若干迫切问题依然具有现实意义。杜维明的相关思考，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什穆埃尔•艾森斯塔特（Shmuel Eisenstadt）的著述以及多重现代性的概念一脉相承的。对杜维明来说，“文化中国”的要旨在于明了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意义。杜氏所言的“文化中国”并不是一个地缘政治上、语言上或种族上的概念，而是由大中华地区的跨国关系以及文明与野蛮之间不断变更的边界这两大要素所界定的。文化中国产生于这些不同的华人世界内部及相互之间的对话，过去处于华夏世界边缘的地带，现在却突然担当起了帮助中国走向文明这一自己并不熟悉的角色。而在中国之外受到了中华文化影响的区域，儒家文化的各种传统在日本、韩国和越南争奇斗妍。简而言之，儒家文化有着不同的形态，它并不是根植于帝国、政体或现代民族国家土壤之中的中国人特有的本质属性，而是超越了国界、沿着中华文化圈的边缘地带被广泛加以运用的一种文化资源。

进而言之，在中国大陆本身，儒家文化传统与道家、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民间宗教、无神论和世俗主义等其他传统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而更引人注目的，或许是带有地域特征的多元文化传统的复兴。中国通常被分为东、西、南、北、中五个区域。在这次演讲中，我只能用高度概括的语言来简明扼要地表达我的观点。我认为，中国沿海地区的世界性视野和经济的充满活力，与中国内陆地区的爱国情怀及经济的相对落后，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多元的传统，并引发了中华文明内部各种不同看法之间充满生机的辩论。而这些辩论也会影响到中国以外其他文明的命运。频繁经历巨变的当代中国好似一个在狭小浴缸里不断翻滚的巨人；巨人翻滚时难免水波四溢、遍地狼藉，并因此而可能波及邻居。

作为一个在北京发表演讲的美国人，我选择以美、中两大文明为例，来论证文明具有多重形态和多元性质。在这一点上，中国与美国一样是完全常态的，并没有什么超凡出众之处。我在今年夏天出版的《世界政治中的文明》（Civilizations in World Politics）一书中，对世界上所有其他主要文明也进行了与此类似的论证。诸如“东方”和“西方”之类的概念，并不能精准地描述我们的过去和现在，也不能准确地描述我们的未来。这类概念范畴炮制出了一个虚构的世界，在那里，追求名利的知识分子们发起学术论战，争权夺利的政客们则误导公众卷入无谓的政治冒险或军事对抗。

保守派笃信军事实力压倒一切。自由派则认为，世俗的自由主义规范是普世价值，有着与生俱来的超越其他所有规范的优越性。多种文明并存的事实本身，便是对于这两者的釜底抽薪。几十年前，约瑟夫•斯大林曾不无嘲讽地提过这样一个问题：“教皇手下有几个师的部队？”曾几何时，出身波兰、具有超凡个人魅力的罗马教皇却成为将苏联扫入历史垃圾堆的推动力量。而如果世俗化的自由主义价值观真有艳压群芳的天然魅力的话，那么自由派便完全没有必要在过去两百多年间用心良苦地培植其理念的吸引力了。毕竟，只有在世俗自由主义所供奉的普世标准为人们所心悦诚服地接受时，它才称得上具有真正的感召力。文明的政治进程之所以值得我们关注，是因为它冲击了盛气凌人的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成见，颠覆了社会科学和人文领域中种种敝帚自珍的观念。

和其他各大文明一样，在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个案中，文明内部的多元性因其所处的大环境而得到了加强。这里所指的“大环境”，并不是国际市场或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体系；这两个概念虽然被频繁使用，但却有着过分空泛和过度抽象的硬伤。这里所指的是“全球家园”（global ecumene），亦即一个承载人类知识与实践活动的全球体系。全球家园这个概念所要表达的不是一套统一的标准，而是一种对于人类共享的价值理念的宽松认知，其中包含着人类和而不同的辩证观。这种对于共享价值观的宽松认知，是以全人类的物质和精神福祉为核心的。由此，全“人类”的“福祉”和权利不再是任何单个文明或若干文明或政治结构或意识形态的特权或产物。相反，服务于人类福祉的技术手段和人权的规范在实践过程中获得了生命力，并为所有文明提供了参照的范本。这一家园并不指明行事的政治路径。它所提供的，只是一种范本。尽管人们常常会偏离其道，但这套范本却构成了当今所有文明体系中政治权威及合法性的基础。所有国家、政体和帝国都宣称其服务于个人的福祉，而人人拥有不可剥夺的固有权利的原则也获得了普遍承认。这两种进程的存在加强了文明所固有的多元性。它们既打击了将单一标准强加于多样化世界的知识领域及政治上的帝国主义，也抵制了迫使我们接受任何或一切政治行为的相对主义价值观。这两种进程体现了包容一切主要文明体的现代性文明的特质。它们瓦解了专制的政治能力，削弱了滥权的道德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