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研究型大学：知识创新的领袖，文化交流的桥梁（2）

今天我主要想讲的是，胡适生活的20 世纪早期的中国和21世纪初期的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在这两个时代，对现代化的热望和对经济增长的渴求，构成了和西方建立密切联系的强大动力。在这两个时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把高等教育看作是为实现国家目标而培养能力的途径。

但也有很多关键的不同。我认为，正是由于这些不同，中国和西方的共同努力，特别是中国的大学和美国的大学的共同努力，将会得到更多的富于变革力和持久性的成果。在胡适的时代，知识流动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单向的、从西方到东方的。今天，特别是由于中国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改革开放中取得的成就，我相信，双方的交流在更大程度上是相互的。我们已经发现了必须始终铭记的一句话：我们双方都有很多东西可教，也有很多东西可学。

在胡适那个时代，多数人对中西合作的兴趣都围绕着科学和技术——它们是经济的推动器，并且影响着政治权力。但我想提出，中国和西方在人文社科领域中更加密切的合作也是十分有益的。这两个领域是胡适在20 世纪初曾做出过重大贡献的领域，它们对于中国从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发展成一个令世界瞩目的民族国家起到了重要作用。人文社会科学在今天仍然十分重要，因为它们帮助我们了解这个世界的各种语言和文化，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今天我还想进一步说，就像在胡适那个时代一样，大学在建设人人渴望的“和谐与繁荣的文明”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也是今年“北京论坛”的主题。

为了强调这个主题，让我来回顾一下胡适那不平凡的教育和学术历程。胡适于1910 年来到康奈尔，时年19 岁。开始时，怀着要迅速学到实用知识的责任感，他进入康奈尔大学农学院，致力于学习植物学、果树栽培学等学科，但成绩仅属中游。后来，到了1912 年，他转入文理学院，主修哲学。胡适在人文学科里找到了他真正的精神家园，并从此成为一位极其出色的学生。他的论文获得了文学大奖，他本人也当选为享有盛名的美国大学优等生联谊会(Phi Beta Kappa ，意为“哲学是人生的指引”——译者注) 成员。

多年以后，胡适博士这样回忆他转向人文研究的历程：

当我初到这个国家的时候，耕种是我的志愿，我以为文学只是雕虫小技，无补于救国的事业。我把带来的书一本本的分送出去，常常在夜里梦到自己在种菜种树。时间流逝，我感到自己愚昧可笑。救国有许多事业可做，又何必在意自己做哪一样? 我天性上就是合适作一两件事情的。违反天性，不善用自己的禀赋的人，成就必然微薄。于是从那时起，我就改换了自己的专业，重新在学术和政治上有所作为⋯⋯为了解决时代提出的难题，研究也必须合于时代的潮流。到了现在，谁又能质疑这文化昌明的时代呢? [2]

在此我希望强调胡适的后面几句话，在其中，他突出了忠于自我个性在文学与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胡适赞赏美国教育对那些更有科学头脑的中国留学生所施加的影响。1933 年，当胡适在芝加哥大学主持哈斯凯尔讲席时，他在一篇关于“过去与现在的心智生活”的演讲词中说：

(中国留学生)在海外所受的完整训练，使他们在回国后成为新科学的带头人、新实验室的建立者和新科研中心的创立者。现有一千多名会员的中国科学社，就是由一群康奈尔大学的本科学生在1914年创立的，最早的科学月刊，作为中国科学社的机关刊物，是在纽约漪色佳的一所私人寄宿寓所里编订的——而中国中央研究院的创建者之一——杨铨(杏佛) ，就毕业于康奈尔大学。[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