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对中国之进步的贡献在于:使文学与学术对一般大众开放,——它的深远影响已经显示出来。1915 年,胡适在康奈尔准备他的毕业论文,与此同时,他和他的中国同学们开始了改良中国语言的事业,但他们在这一领域最初发表的几篇文章影响很小。
尽管他在美国的很多中国朋友对他的努力表示怀疑,但他的思想在中国国内激起了回应。在此后的三四年间,由于北京大学学生们的支持,采纳白话成为一种潮流,白话文运动带来了人们通常所说的中国的新文化运动。
回顾这段时期,胡博士写道:
在过去二十年间的文艺复兴运动与早先的运动不同,它是完全自觉的、有计划的运动。它的领导者们知道目标是什么,也知道为了完成目标必须破坏些什么。他们想要新语言、新文学、新的生活观、社会观和新学术。他们想要新语言,这种语言不仅能被有效地运用于大众教育,而且能成为新文学的有效媒介。他们想要新文学,这种文学使用的是人们在生活中使用的活的语言,能够表达真正的感情、思想与灵感及对国家发展的渴望。他们希望给人民带来新的生活观,把他们从传统的锁链中解放出来,使他们在新世界和新文明中如鱼得水。[4]
今天,中国正在经历着新的觉醒,它正使出浑身解数以求经济增长、大力投资发展教育、科学和技术。北京正在筹备2008 年奥运会,在中国各地,发展的势头有目共睹。某些估计表明, 到2050 年,中国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今天,如同胡适的时代,中国对未来的美好愿望能否实现, 高等教育是个重要的因素。1910年,胡适是70 个获奖学金留美的学生之一,而今天,每年有大约20 ,000 名中国学生进入美国的各个大学和学院深造。
中国对它的大学和学院也付出了巨额投资,努力提高其质量和入学率。20 世纪80 年代,只有2 %-3 %的学校毕业生能进入大学,而到了2003 年,这个数字变成了17 %。1999 年是一个分水岭,这年的招生数量增加了一半。从1998 年到2003 年五年间,新的博士生从14,500 人增加到了48,700 人[5]。中国高等教育的大发展正在带来她的文化教育的新繁荣。
我相信,当中国不断前进、在知识经济中寻找自己的位置的时候,可以从其他国家的经验中受益良多;同时,中国也可以给其他地方,包括美国的大学,提供有价值的观念。今年秋天的早些时候,英国出版的《经济学家》杂志进行了一项特殊调查,其主题是“大脑产业”,它指出,各国的政策制定者在提高本国在知识经济中的全球竞争力的时候,陷入了一个困境:“政策制定者的问题在于,如何能建立一个高等教育系统,同时满足精英和大众的需要,既能为全球化的精英学校提供空间,也能吸纳大量的普通学生;既能利用新技术带来的机遇,又能认识到教育需要人的参与。”[6]它指出,在这方面,美国的大学教育最接近于正确的平衡点。
是什么使美国的大学具有全球的影响力? 它们能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什么借鉴?
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它根本就不是什么体系。它包括很多不同种类的组织机构,资金来源也多种多样。它包括大约2,300个四年制的大学和学院,以及超过1,800个两年制院校。在这4,100个学校里,只有约一百个学校可称为“研究型大学”[7] 。在这些研究型大学里,只有少数大学——包括康奈尔以及常青藤联盟的其他学校,以及少数享有盛名的公立大学,例如加州大学、密歇根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具有全球性的声誉和影响力。然而,即使那些不那么出名的美国大学,也向它们的学生提供合适的教育,为他们的经济—社会流动提供保证。
正如《经济学家》杂志所赞赏的那样:“美国没有一个关于大学的中央计划。美国和法、德不同,它不把大学教师看作国家公务员。相反地,大学的经费来源广泛,从州政府到宗教团体,从付学费的学生到慷慨大度的慈善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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