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罢工。——生活费用上涨

战争。——罢工。——生活费用上涨  

 马克思 恩格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1853年11月1日星期二于伦敦

伊萨克查炮战[342]的消息刚传到伦敦，就有一则电讯从维也纳传到巴黎和伦敦，这则电讯说，土耳其政府按照四个强国的代表的要求，已经下了命令：如果军事行动尚未开始，就推迟到11月1日。双方在伊萨克查打炮是否应看做是军事行动的开始呢？这就是证券交易所和报界极为关切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不管情况怎样，休战期到今天就满了。

据传土耳其军队已在维丁和曼成，即在保加利亚东南和西北边境，越过多瑙河。这个消息是非常靠不住的。据今天巴黎的“新闻报”报道，塞拉斯基拉特[343]在10月15日或16日举行的军事会议上作了决定，一旦得知哥尔查科夫公爵正式拒绝从多瑙河各公国撤兵的消息，就在亚洲的两个不同地点开始军事行动：从黑海和格鲁吉亚边境攻打波提要塞。这家报纸还报道，刚被任命为法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的巴拉盖·狄利埃将军已经带了一个由工程部队和炮兵部队的军官组成的参谋部动身到土耳其去了。巴拉盖先生是以蹩脚的将军和高明的阴谋家而出名的。诸君可以回想一下他在著名的普瓦提埃街俱乐部[344]中的丰功伟绩。

在俄国对欧洲的战争响起第一阵炮声的同时，目前在工业区中猛烈展开的资本对劳动的战争也发生了第一次流血。星期五晚上，威根发生了风潮，风潮是由煤矿工人和煤炭大王之间的冲突引起的。据报道，星期六城里完全平静，但是，今天电报给我们带来的消息是：在克罗弗德勋爵或巴卡勒斯伯爵的矿上，煤矿工人进行了袭击，结果招来了军队，士兵开了枪，打死了一个工人。由于我要从出事地点的私人那里得到情报，所以关于这个事件的报道我要迟发一些，只希望读者对于“每日新闻”和“泰晤士报”的报道多加检点，因为这两家报纸头一家直接受曼彻斯特学派津贴，而后一家正如“先驱晨报”公正地指出的，是“工人阶级的疯狂的、不可调和的和无情的敌人”。

在1842年，曼彻斯特学派打着贸易自由的旗帜把工业无产阶级吸引到武装反抗运动中来，并且在危险的时刻出卖了它[345]，关于这一点，罗伯特·皮尔爵士在下院也曾向科布顿派的先生们公开地谈过。在这个时期，曼彻斯特派的口号是：“廉价食品和高额工资。”但是谷物法刚一废除，曼彻斯特派所理解的那种贸易自由刚一实现，他们的战斗号召就变了：“低额工资和高价食品。”由于政府采取了曼彻斯特派的贸易制度，工业巨头就在自己的肩上担起了一项在他们统治下根本不可能解决的任务，即保证工业不停的发展和商业不停的繁荣。这样一来，曼彻斯特派就把自己遇到灾难时的一切退路都截断了。现在已经不能像在1831年时那样用议会改革来愚弄群众了；议会改革运动为资产阶级赢得的对立法的影响已经完全被资产阶级利用来对付工人阶级；同时，工人阶级也造成了自己的政治运动——宪章运动。现在已经不能把工业制度中发生的一切反常现象和这个制度内部产生的那些可怕冲突都归咎于贵族保护关税派了，因为贸易自由几乎已经存在了8年，实行贸易自由的条件非常有利，而且还有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这两个仿佛是被现代造物主的灵感突然创造出来的藏着金子的世界。工业资产阶级就这样逐渐地、一步一步地、亲手毁灭了它精心培育出来的一切幻想，而在过去，它却可以在危急的时候利用这些幻想把激愤的工人阶级诱开，使他们不去反对自己的真正的敌人，并且把工人阶级的激愤情绪转移到工业巨头自己的敌人身上，即转移到土地贵族身上。在1853年，厂主所采取的虚伪的欺骗办法行不通了，工人所抱有的天真幻想被打消了。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战争具有了尖锐的形式，它成为公开的、官方承认的和所有人都很清楚的事了。厂主们在自己最近的一个宣言中大叫：“现在已经不是工资问题，而是应当由谁来统治的问题了。”曼彻斯特自由派终于从自己身上剥下了狮皮。他们现在只力求做到：让资本来统治，让劳动受奴役。

同盟歇业对罢工——这就是目前在工业区进行的大诉讼，这场诉讼大概要由刺刀来作判决了。一整批工业大军，7万多名工人被解雇，流落街头。除了普雷斯顿和威根的歇业的工厂以外，在贝凯普区，其中包括贝凯普、纽切尔奇、罗坦斯塔尔、沙恩弗德、斯坦福等地的工厂也都歇业了。贝恩利的工厂已在上星期五停工，帕迪罕的工厂在上星期六停工；在阿克林顿，厂主们正在计划宣布同盟歇业；在柏立，已有1000人不去做工，厂主们对工人们提出了警告：“如果不停止为本城和普雷斯顿的罢工者募捐，就要宣布同盟歇业”；在金德利，星期六下午已经歇业了3个大工厂，这样一来又有1000多人失去了工作。

伪善的、巧言粉饰的、凶恶的曼彻斯特派骗子集团一方面在爱丁堡大谈和沙皇讲和[346]，另方面却在曼彻斯特对自己的同胞进行战争。它一方面鼓吹在俄国和欧洲之间进行仲裁，另方面却高傲地拒绝自己同胞提出的一切举行仲裁的建议。普雷斯顿的工人曾在一次露天群众大会上通过一项决议说，“工厂工人的代表建议市长召集厂主和工人的公开会议来和平解决目前的争端”。但是厂主们不要仲裁。他们只要独裁。正当欧洲的战火燃烧起来的时候，这些亲俄的宣传家大叫裁减军队，同时则为内战扩充军队，——在郎卡郡和约克郡扩充警察力量。如果我们要对工人说话，那我们只能赞同“人民报”的意见：

“如果他们要使郎卡郡的工厂全都歇业，那末就派代表到约克郡去，去向西莱丁的英勇工人求援。如果西莱丁的工厂也要歇业，那末就到诺定昂和得比去，到北明翰和莱斯特去，到布利斯托尔和诺里奇去，到格拉斯哥和基台尔明斯特去，到爱丁堡和伊普斯维奇去！让你们的呼声越来越响亮、越来越广泛地传播出去吧！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劳动部门的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如果企业主存心拿出他们这个阶级的全部力量来对付你们，那末就号召你们的整个阶级组成战斗队伍去对付他们。如果他们想要进行大规模的阶级斗争，那末就让他们如愿以偿，且看这场大搏斗会有怎样的结局吧。”[347]

一方面，厂主和工人之间正在进行斗争，另一方面，贸易正在同市场商品过剩的现象进行斗争，而人的爱好劳动的要求也正在同自然带来的灾难进行斗争。

在中国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我曾经提醒读者注意中国革命对大不列颠的社会状况所可能发生的那种破坏性的影响[注：见本卷第109—116页。——编者注]。

现在“观察家”报道：“中国发生的起义正在产茶地区不可抑制地扩展；结果，伦敦市场上茶叶的价格上涨，而上海市场上的细竹布的价格下跌。”

在利物浦巴什比股份公司的通报中，我们可以看到：

“上海的茶叶市场的开市价格比前季要高40—50％。存货不多，而新货到得很慢。”

根据广州最近的消息，

“起义运动渐渐蔓延全国，贸易有完全被破坏的危险；工业产品几乎全都跌价，有时跌得很厉害。存货数量很大，而且越积越多，所以我们担心将来情况也未必能够好转。在厦门，除了几箱鸦片以外，进口贸易目前显然已经停顿下来”。

关于上海市场的情况，是这样报道的：

“红茶和生丝都是自由售卖的，但是物主提出的条件却大大地限制了业务；没有人愿意换取工业品，因此，成交主要是靠价格很低的鸦片和从广州带来的银锭。从广州已运出大量金银，储存很快就会用光，所以我们不得不到别处设法筹借银锭和银币，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很快就无法采购产品，除非在进口贸易中情况发生显著的好转。进口贸易的业务极受限制，现在主要是用拍卖的方式销售次品。”

10月21日曼彻斯特基卜生公司的贸易通报指出，当前萧条的最主要原因在于：

“不仅在目前从我们巨大的中国市场上不断传来坏消息，而且今后还会继续得到这类消息，因为人们对钱财交易抱着不信任心理，这种情况在长时期内都是不可避免的，它是在这个大帝国的管理和制度方面看来将要实行的普遍的和根本的变革的结果。”

关于澳洲市场，“墨尔本商业通报”作了如下的报道：

“一个月以前采购的并且当时就如约到手的货物，卖出后获利至少有100—150％，而现在卖货的款项连开支都不够。”

上星期接到从菲力浦港来的私人信件，也带来了关于市场状况十分不好的消息。大批商品继续从世界各地运来，但是这些商品的售价极低，以致弄了大批船舶充当仓库，免得当时就亏本。

因此，各家贸易通报继续报道工业区市场停滞和价格下跌的情况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例如，从10月21日曼彻斯特弗烈伊捷尔父子公司的通报上，我们看到：

“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的业务范围都大受限制，价格或多或少地普遍下跌。目下可以肯定，以下几种货物价格已继续下跌：7号印花布每匹下跌8辨士，印度白棉布每匹下跌1+（1/2）—3辨士；长50—66里德[注：1里德约等于3米。——编者注]宽34—36英寸的衬衫料子每匹下跌4+（1/2）—6辨士；36—72里德的衬衫料子每匹下跌3辨士； 5+（1/4）—6磅的39英寸的低级衬衫料子每匹下跌约4+（1/2）辨士；宽39英寸和长60—64里德的衬衫料子每匹下跌3辨士；45—54英寸的衬衫料子每匹下跌4+（1/2）—7+（1/2）辨士；5—8号的低级薄棉布每匹下跌1+（1/2）辨士，而14—16号的方格薄棉布每匹则下跌3辨士；《T》字布每匹下跌1+（1/2）辨士，长布每匹下跌3辨士，而各种家庭手工织的料子每码则下跌约1—16辨士。纱线落价的有波纹纱，主要是低级和中级的波纹纱，看来比上个月的单价要低1/4—1/2辨士。40号细纱价格跌得特别多，售价比今年最高价格每磅足足减价1辨士。其他各种纱，价值在20先令到60先令以内的，也都落了价。”

关于粮食市场的情况，伦敦“每周快讯”[348]作了如下的报道：

“至于小麦，据已经打场和计算产量的农场主说，收成将比他们预计的更低。他们甚至把它称为半个收成。”

此外，一连约有两星期，天气阴冷潮湿，这对于小麦的播种和已经播种了的小麦极为不利，使人们极为担心1854年的收成。

来自牛津郡的消息说：

“总的来说，小麦收成特别差；往常每英亩产40—44蒲式耳的农场，今年只产15—20蒲式耳，而某些耕种得很好的小麦田和豆田每英亩总共只产8—10蒲式耳。马铃薯由于遭受严重的马铃薯病害而收成很低。”

来自约克郡的消息说：

“由于阴雨连绵，一切农活都完全停止了，而目前还未收割的庄稼——真可惜，其中包括全部豆子、大部分春麦和一部分燕麦——由于对坏天气没有很好防备，受潮很厉害，即使经过干燥的春风吹过以后，能不能打谷还成问题。同时，这些谷子有很多都发了芽，无疑的，这些最后的物资将损失很大一部分。至于这里所说的损失究竟多大，从下面的例子中可见一斑。从提斯一直到卡帖里克，到斯托克斯利，然后到克利夫兰的整个低地，再到从条尔斯克起到沿海的东部，到从哈罗格塔、哈姆贝尔起到沿海的西部，大量禾谷受到雨淋，并由于潮湿而腐坏了；至少有50％的马铃薯得了病，收成无望；不仅如此，还需要增补种子，可是旧种子储存不多。十分明显，国内所有产麦区遭到了在我们的记忆里从未有过的灾荒和歉收。”

来自哈特福郡的消息说：

“今年我们这地方到这个时候庄稼还没有收割完，这种情况是完全反常的。然而这是事实；许多田里的燕麦还没有运走。相当大一部分春播豆子也没有运走，而有的地方甚至连大麦也还没有运走；还有一些田甚至连早春麦也还没有收割。”

上星期六，在“经济学家”上刊登了下面一张表格，表明在1853年1月5日—10月10日期间联合王国输入的小麦和其他各种谷物以及各种粗磨粉和精磨粉的数量。

“经济学家”为了消除西蒂的商人的忧虑，就从上面的表格作出以下的结论：

“在1847年，尽管实行高价输入这种特殊的刺激办法，我们在全年内输入的小麦（麦子和面粉）只有4464000夸特。在今年的9个月内，我们没有用这种刺激办法，而且不把上两个月计算在内，就已输入了4856848夸特。因此，关于这样大量的输入对我们国内供应的影响，完全可以从下面两点中肯定一点：或者是把大部分输入的小麦用于消费，从而在相等程度上把我们本国的产品保存下来，或者是把它存在仓库里，以备后用。”

然而，这种二者择一的情况是不存在的。由于大陆各国已经实行或即将实行禁止输出粮食的措施，粮商认为，目前在英国把自己的储备粮放在仓库里是恰当的，以备英国的粮价上涨到比大陆粮价更高的时候再用。此外，与1847年的情况相反，在那些可能受到俄土战争影响的国家中的储备粮达2438139夸特谷物和43727公担面粉。11月30日以后埃及也将禁止输出。最后，英国在今年只能指望得到其他国家的通常的每年余粮，而在谷物法快要废除的时候，它可以在缺粮时期手里有外国在丰收时期积存的粮食。

“泰晤士周报”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对情况作了以下的估计：

“4磅重的大圆面包的价钱是1先令，天气一直是这么坏，像目前这样坏的天气是50年内从未有过的，工人阶级都卷入了罢工的热潮，亚洲霍乱又在我国流行起来，战争狂热又支配着我们。我们只是欠缺军事税和饥饿这两项，不然的话，英国的灾难就算齐备了。”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11月1日

载于1853年11月1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25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注释：

[342]在多瑙河军事行动开始后不久，俄军司令官哥尔查科夫就命令把多瑙河区舰队的一部分从伊茲马伊尔调到布来洛夫（布来拉）和加拉茲地区。1853年10月23日（11日），两艘俄国蒸汽舰和八艘炮艇在土军占据的伊萨克查要塞旁边通过时发生炮战。由于俄国舰炮和岸上火炮的轰击，土耳其守卫部队遭到相当大的损失。——第491页。

[343]塞拉斯基拉特即土耳其的陆军部。——第491页。

[344]指普瓦提埃大街委员会，即所谓秩序党的领导机关。秩序党是法国两个保皇派——正统派（波旁王朝的拥护者）和奥尔良派（奥尔良王朝的拥护者）——的联合组织。这个产生于1848年的保守派大资产阶级的政党，从1849年到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期间，在第二共和国的立法议会中一直占据领导地位。路易·波拿巴集团利用了该党反人民政策的破产来达到波拿巴的目的。巴拉盖·狄利埃将军在共和国存在的年代里曾支持普瓦提埃大街委员会，而在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前夕倒向波拿巴派。——第491页。

[345]1842年8月初，在英国的许多工业区特别是在郎卡郡，爆发了罢工和工人骚动。主张自由贸易的资产阶级由于力图利用工人运动向政府施加压力以便废除谷物法，在许多情况下曾经鼓动工人采取行动。但是，资产阶级被大规模的罢工和骚动吓倒，又看到工人是在追求自己的目的，于是便转而支持对工人的血腥镇压。在恩格斯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英国谷物法史”两文中对这些事件作了详细的描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519—522页和第4卷第563—568页）。——第492页。

[346]指布莱特和科布顿在自由贸易论者和平协会爱丁堡组织的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会议的总结报告载于1853年10月14日的“泰晤士报”。——第494页。

[347]马克思引自1853年10月29日“人民报”上发表的“什么贱和什么贵”一文。——第494页。

[348]“每周快讯”（《Weekly  Dispatch》）是英国的一家周报，1801—1928年以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该报具有激进的倾向。——第496页。

出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