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林：对利比亚战争的战略解读（2）

其次，这场战争也是垄断资本主义恶性发展的必然结果。苏东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在“经济全球化”名义下迅速主宰全球。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大的问题就是因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导致的肆意妄为。在平均利润率不断下降趋势下，资本家为获得更高利润而日趋将资本从生产领域转向金融领域，创建了脱离实体生产的金融资本。当前，世界商品交易量所需流通货币量，只占资本交易量的4%。但金融领域本身不创造财富。金融业的过度繁荣并不意味资本主义找到自我救赎之路，而更像是病情加重后出现的“虚胖和浮肿”。因为它意味着由4%的实体经济创造的剩余价值，要由100%的资本来分赃，由此使资本增值空间越来越小，平均利润率被金融泡沫急剧摊薄而趋近于零。在利润率趋近于零的背景下，金融资本谋利主要靠金融炒作和层出不穷的金融衍生品，由此演变为“空手套白狼”的“赌场资本主义”。[6][⑥]而2008年以来不断深化的金融危机以及欧美债务危机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已到无法自我调节的地步。

在这种背景下，“制造灾难”就成了缓解经济危机、获取利润的惯用手段。这里的灾难既包括由大自然引发的海啸、飓风、地震、干旱，也包括政变、战争、恐怖袭击等社会暴力行为。通过等待和制造灾难，进行精心策划的掠夺，以及将灾难视为激动人心的市场机会，意味着资本主义已演变为“灾难资本主义”。[7][⑦]其主要经济策略就是“等待一个大危机，然后趁着遭受打击的人民茫无头绪之际，把国家资产一块块变卖给个人，并且迅速让‘改革’永久化。”[8][⑧]从缓解经济危机角度看，这些灾难和暴力手段的首要经济目的，就是打开原本封闭的新市场。因此，西方武力打击的重点就是那些阻挡资本扩张、奉行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政策的国家，以及市场体制落后、不肯与资本主义体系接轨的“化外之邦”。在历史上，“资本积累和殖民化过程如同一根红线贯穿着整个工业化时代。”[9][⑨]

冷战结束后，西方发动的数场地区战争既是争夺“中间地带”的地缘政治扩张，更是为将这些国家强行纳入西方经济体系的资本扩张。“经济绝非这些战争唯一的动机，但在每一场战争中，重大的集体打击都被利用来为经济休克疗法铺路。”[10][⑩]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前，美国正面临多年来未遇的经济衰退。因此小布什政府一直在刻意寻找对伊拉克发动战争的借口。小布什2006年坦承：“我这几年最困难的工作之一，就是如何将伊拉克与反恐战争联系起来。”[11][11]而正是在这场战争后，伊拉克资源市场逐步被打开，同时也为西方资本打开了一个巨大市场。美国一家公司合伙人兴冲冲地说：“获得宝洁公司产品流通权就像金矿一样，一家货色齐全的7-Eleven超市可以打倒30家伊拉克杂货店；一家沃尔玛可以接管全伊拉克。”[12][12]

近两年，欧美债务危机持续发酵，经济形势严峻程度远比2001年时更甚。而经济危机严重程度历来与“灾难资本主义”制造灾难的严重程度成正比。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越是严重，西方越有可能因绝望而诉诸武力。[13][13]2011年利比亚战争很大程度就是西方试图缓解国内经济矛盾的一种手段。利比亚石油储量非洲第一，而且油质好，开采成本低，且有半数以上未开发，西方如能获得这一“石油大蛋糕”，无疑有助于提升经济信心。法国外长朱佩不加掩饰地将法国介入利比亚军事冲突称作是“对未来的投资”。[14][14]值得关注的是，在这次战争中，越是那些产业空心化、金融资本膨胀的国家（如英法美）参战越积极，而实体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如德国）对战争则明显不热心。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赌场资本主义”更易演变为“灾难资本主义”。

二、利比亚战争加剧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失衡状态

利比亚战争是西方首次动用武力强行改变当前“中东动荡波”国家原有政治进程，也是冷战后西方首次在非洲大陆发动的战争，因而对利比亚、阿拉伯世界乃至西方自身都已产生并将继续产生深远影响。

首先，“后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可能沦为西方体系中的跟班和附庸。二战后期，斯大林就曾说过：“任何人都会把其社会制度强加给别人，他的军队能走多远，强加的范围就有多远。”[15][15]这句凝结着地缘政治学核心智慧的判断同样适用于这此的利比亚战争。北约武力推翻执政42年的卡扎菲政权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通过改朝换代，将利比亚驯化为西方政治经济体系中的附庸乃至挺进非洲的桥头堡。

问题在于，现在毕竟不同于殖民时代，西方可以武力打败利比亚，但却不可能直接接管利比亚政权。怎样才能确保利比亚驯服于西方呢？从历史经验看，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有效控制的最有效办法之一，就是使这些国家保持政治软弱和经济依附性，而不得不依靠外部大国。以西方“经略中东”为例。英法和美国尽管主导中东的历史时代不同，但其基本思路却惊人地相似，那就是鼓励、扶植中东国家内代表落后保守势力、执政基础不甚牢固的政权。但竭力避免这些国家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和经济革命，避免代表多数人利益的先进阶级上台掌权。“殖民国家为了支持它的统治，通常会对维持甚至加强殖民地不平等的社会与经济结构颇感兴趣……甚至殖民国家往往会造成新的特权和新的特权集团，以稳定其对殖民地的统治”。[16][16]这些统治者完全仰仗西方支持才能维系统治，因此不得不悉心维护西方在其国家中的种种利益。这就使西方大国与当地统治人物形成事实上的结盟关系。当年英国在挑选费萨尔当伊拉克国王时，英国外交部官员说得非常直白：“我们所要的是一位只满足于登基为王，而不打算励精图治的国王。”“我们需要的是一些有阿拉伯人参加、使我们能放心地离开而同时又能在幕后操纵的政府机构；……而且前提是我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将得到保证。”[17][17] 由此不难理解，为何中东成为世界上传统君主制国家最多的地区。即使在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所谓“自由阿拉伯时期”（上世纪20-30年代），阿拉伯国家的统治者还是“不信任自己的人民，而甘愿成为西方的奴仆”。[18][18]

而2011年发动利比亚战争的两大主谋——英国和法国，恰好在一战后曾在阿拉伯世界进行过“委任统治”，而其统治“秘诀”之一就是在各国有意识培植代表落后生产方式的王公贵族和部落酋长。这次英法故伎重演，采取了挑拨、激化利比亚国内部落间矛盾的做法。鉴往知今。为了确保对战后利比亚进行有效控制，英法不可能允许利比亚再出现“卡扎菲式”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式领导人，因此必然要剔除导致利比亚保持独立性的势力和制度，同时大力培植落后依附性势力，以及可能导致该国政治衰朽的政治制度。

目前看，“后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正在朝这个方向发展。从政治制度看，强制转型使利比亚面临“软政权化”危险。据报道，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已制定长达数年的政治进程时间表，[19][19]俨然开始向“民主化”国家过渡。但利比亚本质上是个部族国家，境内有140多个部落。这次的利比亚战争也有浓厚的“部落战争”色彩，民众对所谓“民主运动”的支持率还不到2%，[20][20]因此该国未来权力分配很难摆脱“部族政治”底色。即便实现所谓“包容性政治”，也不过是“按部族实力分配权力”。这种情况很容易导致利比亚最高权力“碎片化”，使国家陷入形式上统一、实则部落/军阀割据的“伊拉克化”状态。如2011年11月22日成立“过渡政府”后，南部费赞地区的势力抱怨被边缘化，东部则有人抗议新政府是“西部人的政府”，一些部落拒绝承认新政府。有学者早就预言：“后卡扎菲时代无论何时出现，但有一点可以预见，那就是利比亚将陷入局势紧张、危机四伏的状态，各种社会力量将上演群雄逐鹿的大戏。”[21][21]在这种内讧不止的情况下，利比亚将不得不更多仰仗西方，而不太可能再与西方为敌。

从阶级属性和意识形态看，掌管利比亚未来的是一种比卡扎菲政权更加落伍的势力。利比亚“食租经济”的特点决定了该国最大的问题不是如何赚钱，而是如何分配财富。因此该国未来“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至关重要。而目前即将执政的全国过渡委员会内部鱼龙混杂，[22][22]东部反叛部落高举的大旗居然是1969年被推翻的伊德里斯王朝用过的旗帜。过渡委显然不能代表历史进步力量。如果没有西方武力支持，它根本不可能夺权上台。事实上，尽管战争已经结束，执政当局却仍要求北约继续呆在利比亚，[23][23]这足以表明其执政地位和信心的脆弱性。不言而喻，这些由落后势力掌控的国家越是脆弱，就越需要外界保护，也越愿意在资源、主权问题上对西方做出大的让步。利比亚战争期间，反对派为换取法国支持曾承诺战后法国可控制利比亚35%的石油生产。10月中旬，时任过渡委主席的贾利勒宣称，利比亚新政府将“优先考虑”让西方参战国进入利比亚商业领域。[24][24]换句话说，未来的利比亚外交很可能是当年伊德里斯王朝的翻版，而不可能继续保持独立自主地位。这种依附性前途对利比亚民众国民当然不是好事，但却正中西方下怀——唯有如此，西方才可能有效控制该国，并借其实现预想中的地缘利益和资源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