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林：对利比亚战争的战略解读（3）

其次，阿拉伯世界的民族复兴梦更加渺茫。阿拉伯世界总共3亿多人口，领土面积超过1400万平方公里，还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石油资源，完全有潜质成为世界权力格局中的重要一极。但近百年来，阿拉伯世界却更多与战乱、争端、屈辱、落后、边缘化等负面词汇联系在一起。造成阿拉伯世界积弱积贫的根源是多方面的，但总的根本乃是该地区地缘版图碎片化。[25][25]亨廷顿认为，文明集团往往要围绕一个“核心国家”，它能够行使维持秩序功能。核心国家或核心国家的缺失或解体一般都意味着混乱和灾难。[26][26]中东地区常年动荡，外部势力频频插手，与该地区缺乏核心国家直接相关。一战后，英法依据1916年秘密签订的“赛克斯-皮科特协定”，将阿拉伯世界分割成若干小国“委任统治”，由此奠定了中东地缘版图碎片化的格局。这种灾难性的建国史为阿拉伯世界埋下羸弱、动荡和外部干涉的祸端。这些国家实力相当、缺乏占据支配地位的核心国家，因而“谁也吃不掉谁，但谁也不服从谁”。加之彼此政体、意识形态、政策乃至宗教教派差异甚大，很难建立行之有效的地区性联盟。相反，每个国家都唯恐地区局势不利于己，因此不约而同地采取“相互制衡”做法，导致地区内耗不断，既无力解决内部矛盾，也无力阻挡外敌入侵，甚至主动邀请外部势力介入中东。美国学者伯纳德·刘易斯曾指出，西方国家只需要人数很少的军队就能进入中东核心地带；而要去赶走这些西方军队，则需要另外一个西方国家的军队。[27][27]正是地缘版图的这种碎片化格局，使中东丰富的石油资源非但未成为阿拉伯民族之福，反而成为惹来战争的祸根。冷战结束至今，西方发动的5场地区战争中，4场在伊斯兰世界，3次针对阿拉伯国家，而伊拉克和利比亚恰好都是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

因此，阿拉伯世界要想实现民族复兴，摆脱恶性循环的厄运，其基本前提就是谋求阿拉伯各国的团结统一。20世纪50-60年代，以纳赛尔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均强调阿拉伯民族要走联合自强道路。虽然这种思潮因1967年中东战争而走向衰落，但这条路径仍是阿拉伯世界实现复兴的不二法门。卡扎菲1969年上台时深受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感染，自视为纳赛尔的忠实追随者，倡导阿拉伯民族主义。他曾指出：“要想保护阿拉伯人民不遭敌人侵犯，就少不了统一；要想保护阿拉伯国家的成就，就少不了统一；要想保护自己和社会主义，就少不了统一。”[28][28]执政以来，他先后试图同埃及、叙利亚、苏丹、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国实现联合或合并，可是都中途夭折，他还被埃及前总统萨达特视为“危险的妄想症患者”。[29][29]此后这些年来，卡扎菲外交政策重点日趋转向非洲，并力倡构建“非洲合众国”、“非洲联合政府”。[30][30]但其政治话语中仍保留着反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主张阿拉伯联合等重要主张。可以说，卡扎菲已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浪潮中的最后一位领导人。[31][31]

而阿拉伯世界如果真的像卡扎菲所说实现“联合自强”，西方显然将失去对该地区的控制，而该地区保持分裂内讧状态，更符合西方战略利益。由此不难发现，这些年来，凡是主张依附西方、包容以色列、漠视阿拉伯联合的阿拉伯领导人，总是被西方奉为座上宾。相反，那些主张独立自主，谋求阿拉伯团结统一的领导人（如纳赛尔、阿萨德、卡扎菲，乃至武力统一者萨达姆等），总是被西方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卡扎菲作为这批阿拉伯强人中的最后一位，西方巴不得他早点消失。而这次西方联手打击利比亚，既是阿拉伯世界地缘版图碎片化的必然产物，同时也包含着彻底埋葬阿拉伯联合的战略企图，而卡扎菲之死意味着阿拉伯民族主义时代的彻底终结。[32][32]一些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对此只能徒然愤慨，[33][33]还有人呼吁要举行抗议，反对卡塔尔及海湾国家参与北约空袭利比亚。[34][34]

2011年席卷西亚北非的阿拉伯动荡潮，虽然抗议重点是争取政治尊严和经济公平，但也包含了探索民族复兴新路的成分。而突如其来的利比亚战争显然是一场西方肆意践踏阿拉伯国家主权的殖民战争，同时战争结果又是为彻底堵死阿拉伯民族复兴的唯一路径。但面对这场事关阿拉伯世界尊严和民族复兴大业的悲剧性事件，多数阿拉伯国家却浑然不觉，阿盟还充当了西方打击阿拉伯国家的传声筒，鼓动联合国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卡塔尔和阿联酋等海湾小国甚至直接参加“围殴”卡扎菲（11月12日阿盟宣布停止叙利亚阿盟成员国资格，27日又宣称对叙进行政治和经济制裁），客观上起了激化矛盾的作用。[35][35]这种“兄弟阋于墙”的现象从侧面说明，阿拉伯民族复兴希望更趋渺茫。这场看似声势浩大的中东剧变，最终必将虎头蛇尾，不可能产生什么真正具有革命性的历史成果。在丧失了一批有战略目光的政治家后，阿拉伯世界已很难形成合力。一旦阿拉伯世界内部分裂持久化，阿拉伯世界将空有人口、疆域和资源等潜在优势，却始终难以走出战乱和衰退的恶性循环，继续沦为西方大国政治的牺牲品。

第三，西方赢得眼前，却可能失掉长远。西方是利比亚战争的主要发动者和主要受益者。尤其是在战争中出力最多的英法等国有可能近水楼台，从利比亚令人垂涎的石油资源以及巨大的国内市场中捞取更多好处。2011年10月下旬，法国和德国商务代表团纷纷到访的黎波里，与利比亚当局的石油部长等官员闭门会谈。英国也派出庞大商务代表团（包括BP和壳牌）访问利比亚。[36][36]西方国家显然开始加速染指利比亚战后利益分配。从地缘角度看，这场战事的暂时成功将刺激西方继续进行军事冒险的决心和胃口。利比亚战争刚接近尾声，美国就开始炒作“伊朗暗杀门事件”和伊朗核武报告，军事打击伊朗的呼声日高。[37][37]卡扎菲被打死刚两天，美国就宣布撤回驻叙利亚大使，美国参议员麦卡恩公开叫嚣“现在是可能使用军事行动保护叙利亚平民的时候了”。西方智库也开始探讨军事干预叙利亚利弊。[38][38]11月下旬，欧美用人权草案谴责叙利亚，以金融制裁打击伊朗，推倒伊叙同盟的用意越来越明显。

然而，利比亚战争本质上是场非正义战争。它看似得到联合国授权，实际既忽视了1973号决议关于发挥区域组织或区域安排作用的精神，也超越了联合国的授权范围，因此是场缺乏形式合法性的侵略战争和殖民战争。[39][39]同时，北约发动空袭自称是“防止出现人道主义灾难”，但利比亚战前国内伤亡不过数百人，而西方狂轰滥炸及由此造成的战端扩大却导致3万多人死亡，5万多人受伤，使之成为缺乏实质合法性的“丑陋战争”。[40][40]这场战争的非正义性使西方虽然赢得眼前地缘和资源利益，但却可能因此而输掉长远。

一方面，伊斯兰激进势力借机坐大，成为西方新的敌人。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东兴起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强烈反对西方，因而成为西方的心头大患。从根本上说，穆斯林之所以恨西方，正是因为西方在中东推行霸权主义，导致国际道义。同时，当年西方出于抗击苏联等实用主义考虑，而刻意扶植本·拉丹以及塔利班等伊斯兰势力，结果养虎遗患，面临被其反噬的危险。而这次利比亚战争仿佛是以往历史的重演。而北约为尽快将卡扎菲赶下台，主动武装该国反对派，以致该国长期被压制的伊斯兰极端势力乘机坐大。利比亚执政当局目前两个最主要的军事力量都是伊斯兰势力。的黎波里实际掌控者、军事委员会主席贝尔哈吉和东部城市德尔纳军事委员会负责人哈萨迪，均是前极端组织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领导人，主张建立伊斯兰政权。而过渡委前主席贾利勒也公开称可能恢复“沙里亚法”，建立“利比亚伊斯兰共和国”。[41][41]可以预计，未来利比亚伊斯兰色彩将日益浓重，并可能出现阿富汗那样的塔利班式政权。[42][42]从更大范围看，伊斯兰复兴势力正借“阿拉伯之春”强势归来，目前伊斯兰复兴党已在突尼斯大选中获胜，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很可能在本国胜选。伊斯兰复兴主义回潮已成为不争事实。

西方在此敏感时刻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发动侵略战争，很容易激起更多穆斯林的反西方情绪。卡扎菲就将北约空袭视为新的“十字军东征”，并呼吁对西方发动“圣战”，[43][43]而卡扎菲自己身体力行，最终血战至死，因而成为不少穆斯林心目中的反西方英雄。如果“阿拉伯之春”由国内层面的反独裁、反权贵，转向外交层面的反殖民、反西方，西方一直担忧的“伊斯兰与西方冲突”便可能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另一方面，这场战争加深了国际政治的“丛林”色彩，将使西方面临更大安全挑战。“主权国家不容干预”原则本来是弱小国家生存的护身符。但近年来，西方鼓吹“人道主义干预”、“人权高于主权”、“保护的责任”等，不断挑战“主权不容干预”基本原则。西方发动战争的借口越来越随意。这次西方发动的利比亚战争，起因是利比亚政府镇压反对派抗议。而类似情况在许多国家时常可见，如果“利比亚模式”成为惯例，任何国家都可能成为西方军事打击对象。这不禁让更多国家人人自危。卡扎菲是在投靠西方、主动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后遭受军事打击的事实更是警醒其他国家领导人：西方国家关键时刻靠不住，唯有发展自己的“撒手锏”，才可能真正保存自己。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此间公开称，卡扎菲在核问题上妥协的后果表明，伊朗继续核计划是完全正确的。[44][44]而最近伊朗核能力突进成为热点话题。整个世界日趋重返“丛林”状态，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可能性空前增大，西方未来将面临更严重的安全挑战。

三、结论

“播下龙种，却收获跳蚤”。当前风起云涌的中东剧变本来是一场以民权、民生、民族为主要诉求的革命运动。但突如其来的利比亚战争不仅改变了当地原有政治进程，也使“中东波”性质日趋变味，更使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失衡，国际体系转换进一步加快。权力与资本扩张日趋借助暴力手段，世界由此变得更不太平。利比亚战争刚刚结束，西方打伊朗和打叙利亚的喧嚣日渐高涨。不管未来叙利亚和伊朗是否会遭受西方军事打击，但可以肯定的是，利比亚战争绝不是最后一场殖民战争。而广大“中间地带”尤其是中东地区，已成为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重要缓冲地带，以及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供应地，西方在上述地区频繁进行军事干预，在客观上压缩了中国崛起的外围空间，危害到中国海外经济利益拓展。[45][45]80多年前，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积四十年之经验”得出结论，即“欲达到胜利，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46][46]在西方日趋联合、战争力量日渐增长情况下，制止战争的唯一办法就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联合起来。只有当和平力量增长超过战争力量增长时，战争可能性才会被降至最低，中国可持续发展才会得到有效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