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农夫市集能否真正拯救我们的餐桌？

10元可以买到什么？在北京有机农夫市集上，递出一张10元的钞票，只能换回一棵大白菜，或者一瓶牛奶。

这些被冠以“有机”头衔的食品比超市和菜场贵了不止一倍，但依然有很多人趋之若鹜。有机农夫市集没有固定的地点，但每次开集都能引来两三千人参加。在北京三里屯开办的那次大集，上午11时开门，不到12时，鲜奶卖完了，豆腐也没剩几块；在中关村和望京开办的时候，很多货物几乎被“抢”光。

除了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南京等地也开始出现有机农夫市集。这个自2010年以来在国内星星点点成长起来的“新潮玩意儿”，让生产者和消费者面对面交流，被称为“一场基于市民与农家相互信任之上的餐桌自救行动”。

当城市居民重新爱上赶集，个体户变成市场“潮人”，有机农夫市集以一种看似倒退的商业模式渐入佳境，背后是人们对食品工业发展的反思和探索。然而，靠“脸熟”和“圈子”建立信任，缺乏制度约束和第三方监管，在公益与盈利之间艰难徘徊，这样的市集能否壮大起来，为更多人的餐桌做出贡献？

谁来赶集

集市来自一个美好的构想。

北京农夫市集在推广时介绍说，城市消费者大多远离土地，不了解农业，习惯从超市购物却不知这些食品从何而来，生产过程如何。所以我们希望消费者能够在市集上与有机农户面对面交流，了解健康、安全、环保、美味的食品是怎样来到我们餐桌的。消费者也可以和农户建立更深层次的联系，去拜访农户，亲自了解农产品的生产过程和环境。在信任缺失的大环境下，市集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种交流，重新建立信任。生产者能够得到一个合理的回报，消费者也能用合理的价格买到健康、放心的食品。

常天乐是市集的组织者之一。她告诉记者，市集的成立可以追溯到2010年9月，由日本姑娘植村绘美(Emi)和一群国际艺术家发起。最初几届市集只有四五名农户，组织者也是和他们长期认识的，有些是这些农户生产的产品的消费者。由于发起人语言和资源能量有限，集市开始规模不大，后来她和另外几个中国志愿者加入进来。

健康、放心的食品从哪里来？目前市集上的农户，是从餐桌走到农田的一帮人。

常天乐介绍说，在京郊租地每年每亩只要1000多元，“租几十亩地几十年，也不过是北京城的一套房子钱。”有些人想着有点钱在京郊租块地，种点放心菜给家人和朋友吃，就这样成了个小农场主。

从食品消费者变成生产者，“新农夫”没什么经验。“很多人租完地了才发现，租这么大一片地，做出来的规模比想象的大得多。”常天乐说，这些农户种出来的菜自己吃、亲友吃，还有剩，有些农场通过会员制的方式卖菜，有时候干脆免费送人，或送到普通的菜场低价卖出去。

这些小农场一般占地几亩或几十亩，很少超过100亩。多数小农场挣不到钱，也不以挣钱为目标。有的“某个月收入和支出持平就很不错了”，“大不了自己吃，反正放心”。他们彼此之间形成了一个比较熟悉的圈子。

集市为这些农场主带来回报，也带来了盈利的希望。常天乐说，一年多以来，有机农夫集市合作商户增加到近30家，一些手工奶酪、手工米酒等店铺也加入进来。

北京姑娘王慧也是在网上“研究”了这些商家，知道这些东西“来自哪儿，怎么做成的，怎样保证是有机的”，然后逐个看网友评论和留言，才决定去市集转转。

从“加工工艺严密”的奶酪开始，王慧尝试了“有神奇香味儿”的韭菜、“味道好得吓人”的米酒。现在，王慧对市集上的“好货”如数家珍：小团山香草农场的香肠和腊肉，悠然社的胡萝卜，果酱姐姐的果酱，凤凰公社的豆腐，“吃一回就忘不了”。

集市上的物价比菜场高多了，而王慧的收入只能算是“普通”，所以很难把这些东西当成日常消费品，只想着偶尔“宠宠自己”，“我妈妈也常买大集上的东西，但偶尔会唠叨两句，好贵啊。”

王慧说，她看见很多人“就是来转转”，毕竟一只鸡140元，五根胡萝卜10元，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

“集市上的归原有机奶16元一小盒，比超市贵得多，但还是卖得很抢手。”王慧说，集市上有很多主妇，一去就奔着牛奶买，好几次这家店卸货的时候，旁边围了一堆人等着，“现在的食品安全环境，给人一种焦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