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国际政治格局（4）

这是一体两面，一方面我们的经济总量、外汇储备提升，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去年是8%的增长，前几年都是双位数增长，不断在推进中国整个的发展，也在牵动世界整个经济和政治的改革，以及它的版图。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国际政治影响力在提升。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看中国自己内部，一方面每个老百姓的生活都得到了巨大的改善。在深圳，在前年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我也到了这里，我在读书月做了一个演讲，当时我演讲的题目是“在历史和未来之间——改革开放30年反思”，其实我们现在正在从历史走向未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在摆脱我们原来的历史，走向未来的过程中，我们还有一些结构性的工作，那就是我们的工业化、城市化在迅速发展，它会导致一系列从经济层面到社会、乃至到政治层面的负面后果。那这些负面后果和我们同时迅速发展的速度，怎么进行一些掌控？怎么进行一下匹配？还有刚才我讲到的国民精神世界的成熟程度。我真的是非常希望我们每个城市都有像深圳这样的每周一次的公众论坛。如果这样的话，除了我们的网络、电视之外，大家就会有更多的思想探讨的空间。

讲到欧洲，我再稍微用几句话讲一下，在今天的整个格局中，欧洲好像有点势微。但是欧洲对中国来说，依然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先说几个，一个是它的经济发展的模式，我认为是中国未来长期可以有所借鉴的。目前世界上有几种经济模式，一种是美国和香港的经济模式，完全是自由竞争为特征的自由资本主义。比如说它的税是非常低的，在香港，我们每年只需要交16%到17%的税就可以。它的哲学是什么呢？你交很少的税，政府对你是没有责任的，每个人的责任需要自己承担，你要自己为自己买保险，你的收入会很高。但是这个社会整体，我们会看到它的经济模式的中心是利润，而不是人，所有的一切，只要是能够产生利润的，整个社会都围绕产生利润来做。

另外一个模式就是欧洲经济模式，在欧洲，我们要交每个月月薪的将近一半的税，很多欧洲人不满意。他如果说赚了100块钱，要交48块钱的税。交税就是交给国家，你把每个人的税放到国家的碗里，国家进行再分配，它再分配要进行几个，一个是他拿这个钱来发展它的国家能力，国家的很多东西要完善，国家要发展它的科学能力、创新能力、国防能力。第二是用来改善贫富不均，就是把富人的钱摊到穷人手里，它背后的哲学是：每个人都必须活得像人一样。这句话是废话，每个人当然要活得像人一样。简单的说就是人不能活得像狗一样，但恰恰在资本主义竞争时代，很大一部分人活得像狗一样，很多人活得没有尊严。在香港有很多“笼屋”，就像鸟笼一样，进去以后床也没有，真是弯着背才能进去，整个是铁笼子，那是非常穷。这在今天的欧洲是完全看不到的，在欧洲，我们看到最穷的穷人能够申请到的福利房，当时我20年前出国的时候，看到这样的房子，我说在中国我要是能住到这样的房子该多好。那是欧洲最穷的穷人，每个月拿救济金的。在今天的香港也有公援金，公援金是个什么概念？一个月2000多块钱。2000多港币能在香港干什么？什么也不能干，而且他要求你的存款不能超过2万块钱，如果你的存款超过2万块钱，这个福利就没有了。这个福利和欧洲模式下的福利是完全不同。

在欧洲你失业了，你有失业保险，第一年失业你可以拿去年工资的68%，第二年还找不到工作，你可以拿原工资的58%，第三年再失业了，那这个失业保险就不能涵盖了，你就进入到另外一个体系去拿失业救济金。这要根据你的情况来看，至少可以维持你的生存，比如说我们在德国的时候，最穷的人，如果一辈子都找不到工作，你也可以拿到800马克。那时候在德国房租一个月用100马克，吃饭用两三百马克，你还能攒下500马克。妇女生小孩，德国有一个儿童金，就是生一个小孩可以拿一定的补助，大概有几百马克。等小孩上学以后，他可以拿教育金，那个教育金就很多钱了，大概一个小孩一个月可以拿700多马克。那时候是马克，现在是欧元了。如果你生了3个小孩，你就可以拿2000多马克，再加上每个小孩有儿童金，一个妇女生3个小孩，一个月就能够挣到3000多，将近4000马克，而一个妇女如果参加工作，充其量也就赚3000到4000马克，而且还要交一半的税。而他生了3个小孩，不但不用交税，而且这3000到4000马克全部是国家给她的。它的背后的哲学是人要活得像人，不管是穷是富、不管是男是女、不管有能力还是没能力。在自由竞争下的社会，最糟糕的是弱肉强食，没能力的就受穷，这当然是对的。任志强说房价不跌，有钱的就住北京市区，没钱就住北京郊区，那是自然竞争的做法。但是一个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你必须保证这个人不管是穷是富、不管是老是小、不管是健康还是生病，不管是有能力还是无能力，至少要活得像个人样。

所谓像个人样、有尊严，就是至少头顶有一片屋顶，这个屋顶基本上要象样。它规定每个人的人均面积不能小于12平方米，这是法定规定的。如果一个人的单独居住面积小于12平方米，那就是违反了它的经济模式。这样一来国家的负担就会很重，国家的负担很重以后就导致它的经济竞争力必然不是一流。美国和香港的经济竞争力都是一流的。现在我们要看中国的模式到底是采取哪种，我们到底是取美国模式还是欧洲模式。现在西方的学界有两种共识，一种叫“北京共识”，一种叫“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就是华盛顿的经济模式，自由竞争为主要特征的经济模式，是可以向以拉丁美洲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出口。北京共识就是中国模式，虽然我们中国领导人、学界都不认同有一个中国模式，因为中国到底应该取哪种模式，到底能不能发展出自己的模式，现在完全没有成型。我们现在如果取欧洲模式为时过早，现在我们东西部的差距这么大，深圳人辛辛苦苦创造的钱，让你们交50%的税给西部地区，恐怕没有多少人愿意，也是实际的发展还没有到这个阶段，但是我觉得到了一定的程度，我们会思考这个发展模式。

现在对中国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发展和平衡如何解决，一个是在未来若干年我们还能不能迅速发展？我们迅速发展的极限到底在哪里？什么时候是拐点？中国不可能永远百分之十几的增长。因为10%、8%的增长率，一般是在发展中国家，对今天的西方国家来说，他能够达到2%的发展已经很好了。但是对中国来说，如果低于5%的发展，那就意味着社会矛盾马上就出来了，很多人要失业，这是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我们不能说我们发展8%到10%，就一定超过人家3%到1%，因为我们还是在人家100年前的发展阶段，更多的要看看发展的成熟度到了哪里。所以我说一个是发展，另外一个是平衡，这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个可能是在发展过程中，我们内部的许多问题，刚才我们说了整个机制上的问题，包括未来整个的经济发展。刚才我们讲到发展和平衡的问题，还只是在经济领域内部，就是经济领域，以及跟经济领域相关的社会问题，这个模式我们怎么寻找，我们怎么一方面维持高度的发展，另一方面注意到平衡。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的发展，在过去西方三四百年的历史上，证明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当然我们不一定照搬这个办法，中国一定要创造出一个新的办法，这就是挑战。它的经济发展现代化一定有一套框架给它覆盖，一定有一套框架保证它的成功。这种框架我们先暂时不要称它为“政治框架”，其实它是有一套法治的框架、宪政的框架，然后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运用的框架，它也有一套政治体制的框架。这个政治体制请大家不要以为是西方民主，这个政治体制是要完成对内部经济发展而导致的社会贫富不均，乃至很多腐败现象的监督，它要完成一个监督的功能。有了整个的这一套，在法治、宪政、政治监督框架下运行，它的经济现代化才会保持长久的发展力，而这个框架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探索好。

是不是在过去几百年西方的历史上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我们中国就一定要照搬？我认为不见得。因为很多小国家可以照搬，但是对中国这么一个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大国来讲，无论是我们内在的文化深度，还是我们国民的整个的心理，我们都不适合完全照搬的东西。但是西方的那套模式背后有一个逻辑，就是任何的经济现代化是要有政治现代化的框架为保证，我们现在不是要照搬这个政治现代化的框架，但是我们中国的政治现代化的未来在哪里，这是未来需要思考的。

欧洲在过去几十年的过程中积累了很多成功的经验，但是最近从国际秩序上有一个很诡谲的现象，就是由于中国的崛起，我们的产品大量的出口，我们国际延伸力在大量的向外拓展，所以在欧洲和美国，包括在整个西方的民众中都引起了一种集体的焦虑情绪。这种焦虑情绪我们可以给它分类，美国可能由于国家实力、国家定位不同，对中国有战略上的敌意。但欧洲的国民相对来说有比较人性的忧虑，就像一个国家在过去一段时间，他享受惯了高质量的生活，他看到另外一个国家重新崛起，就像拿破仑说的：中国是一头沉睡的雄狮，一旦醒来就非常了不起。面对这么多的影响力的时候，欧洲人产生一种焦虑，再加上欧洲人和美国人的文化传统不同，美国人是相对比较务实的，就是实用主义居上的国家。所以美国往往是把政治意图，什么人权、西藏、台湾问题作为它的筹码，它是可以把这个筹码作为交换。

欧洲人很执拗，因为他的文化传统不同。所有的人类的政治体制、所有的一些价值观，尤其是从法国和英国这两个国家产生，这两个国家是为人类文明建立了了不起的功勋。美国是从英国历史上出来的，法国也为人类历史上创造了一系列的价值观，德国就是学那两个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欧洲人养成了这个习惯，就是在人权等等很多理念问题上，在很多涉及到公民的自决（自我决定自己命运），他宁可放弃自己的经济利益，也要跟你争个明白，这是欧洲人的可恨之处，也是欧洲人的可爱之处。欧洲人的骨子里有一种人权，就是人本思想。这个人本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跟我们中国古代的民本有点相似。但是它有一个本质的不同，民本主义思想是：我是主，你是民。所以中国的民主就是我是主，你是民，这是民本思想。皇帝就是皇帝、老百姓就是老百姓，上下界限分明。但是欧洲人讲的人本，就是真正的以人为本。我们讲一个很小的细节，亚洲人吃饭都有主人的位子，我是公司董事长，主任该坐哪儿，那边是我的副手，我们两个是主人。在香港是很严格的，日本也是很严格的，座次很分明，从你的位置上就可以看出。欧洲人就完全不同，他的客人可以坐到主人的位置上，他生来就没有人的层次的概念，或者他的层次概念以前有，欧洲有贵族，也有很多以前的皇权，等级森严，但是它历经几百年的启蒙主义，和资产阶级革命蔓延了几百年，彻底被打破了。所以造成了他们“人就是生来平等”，不管你是富是穷，当然人的能力的大小，决定了人的财富的大小，决定了人的地位的高低，但是我们生来是平等的。这些想法是植根在欧洲的老百姓和知识界的深处，遇到这些问题，他就会和中国人争论不休，尤其他会放弃自己的经济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