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国际政治格局（5）

最近几年我们发现有一个趋势很明显，欧洲和美国越来越多的走到一起，从国民的心态到它整个的政治精英的共识，乃至他的政策上的协调，它的战略上的协调，这是从很狭义的国际政治格局上讲。我本人有一个担忧，未来几十年，中国要注意对外政策上的问题，由于中国的经济崛起非常之快，快到我们自己都没有做好准备，导致我们在很多政策上都是走一步看一步。我们大家都不知道未来的五步、十步到底是怎么样的。但是如果看未来的五步、十步，我个人有一个担忧，现在的西方世界会对中国在国际地区上形成一个整体，这个西方世界是以美国和欧洲主导的，再其次是日本和澳大利亚，再其次是印度，印度在西方人眼里是一个最大的民主国家，它的体制跟他们是一样的，然后往外推延，会形成对中国的合力。如果这个合力中国不在现阶段化解，以至于有一种智慧，就像欧洲人的十指紧扣的智慧，未来的若干年，中国有可能面临一种危险，就是世界上联合对中国的冷战格局。这种冷战格局可能不像以前苏联和美国这样的，完全靠核恐怖。但是它还是会很可怕的，他们在很多问题上都是一个立场，美国、欧洲、日本、澳大利亚一个立场，在人民币问题的立场上，他们所有人都是经过政策协调的，很多问题上他们都是一致的。这个来势还是很凶猛的，尤其是经济和政治搅和在一起，这当然是从一个局部的问题上、从一个纯国际的概念上，但是我们的政治体制需要很高的智慧化解。

从我们以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开始，合纵连横就搞得非常好，但是这还是要区别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美国是中国未来的战略上的竞争对手，因为我们的国家定位决定了，我们未来的发展雄心、野心绝不只是一个地区大国，应该是一个全球大国，在战略上会和美国竞争。但是我们和日本、欧洲、澳大利亚永远不可能形成战略上的竞争对手。我们和日本虽然有那么多恩怨情仇，但是它充其量是一个地区大国，他永远不可能是全球的大国，不可能在全球上和中国形成竞争，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对中日关系来说，我个人是相对比较谨慎乐观，我认为是双方心理秩序的调适问题、心态的调适问题，只要把心态调适好了问题不大。真正的问题是跟美国的问题，欧洲其实问题更不大。欧洲未来的发展雄心是不希望再重新成为一个全球的超级大国。你去问很多欧洲人：你是不是还要成为一个全球的大国。他们会笑着说：你是不是还活在18世纪？我们现在玩的东西欧洲人全玩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欧洲的许多智慧，在人类的发展途径上，包括他们的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管理经验，包括他们在制度上很多的经验、包括他们在智慧上的提升，用十指紧扣的方法来解决冲突，欧洲的经验和智慧是不局限在欧洲的，虽然欧洲在战略、经济格局上在衰落，但是文明、智慧层面上，他是人类目前最高的。在这个层面上，美国完全不具备和欧洲对话的水准。但是我个人觉得中国具备和欧洲对话的基础。

不是我们看不起美国，美国的历史太短，才200多年，而且美国的很多东西都是从英国搬来的，只不过是从美国的土地上发展起来。但是欧洲是一片具有深厚文化和悠久历史的土地，中国同样也是。中国有许多思想家，无论是我们的古代，还是近代，我们有太多的有识之士。而且我们在很多的文明、很多的生活的底蕴上，完全不在欧洲之下，甚至超过欧洲，但是我们具备一个对话的平台、对话的基础。当然我们的发展阶段不同，欧洲的社会发展阶段高于我们，因为他们的现代化早于我们，所以我们现在要解决的很多问题，欧洲当年都做过。

最后用10分钟时间跟大家谈谈我个人很浅显的一些体会，就是未来10年，我相信是中国发展的黄金机遇期，如果我们把握得好的话。我们看看，最近30年是中国发展得最好的，最近20年在经济层面发展得非常好，从1990年开始，从2000年开始，在经济层面发展尤其快。最近5年尤其快，最近两三年更快，以加速度的发展，超过了我们的预期。所以未来10年，如果掌控得好的话，我相信会是中国经济发展更快的10年，当然有很多条件要满足，我们的心态需要去完善。按照我跟北京学者聊的，按照他们的计算，中国经济在2020年可以超过美国。我说你可以把这个写出来，或者是上到我们的节目。他说这个只可以内部传，不可以对外说。如果对外说的话，会引起全球的恐慌。后来我就说，其实我们也应该很清醒的看到，还有很多问题，未来的风险在哪里？国民因为贫富不均而导致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可大可小，在深圳、上海、北京感觉不明显，但是到偏远的山区看看，我们现在在香港的媒体上，经常看到很多，我们很温和的称之为“维权事件”等等事情。这跟发展和平衡、经济问题和政治框架怎么匹配的问题相关。

最近最高领导人也不断的提出“幸福”、“尊严”这些词汇。这意味着中共领导层整个治国的哲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想到这个概念，但是我们尽量的给他们诠释出这个概念。我说这是在过去以人为本上的又一个进步。但是以人为本是中国古已有之，中国有民本概念，但是这还只是停留在民本概念上，而“尊严”二字是跟现代社会公民的概念相对接。公民就是要生活得有尊严，人要活得像个人样子。然后我又以我的时事评论员仅有的一点权限做了诠释：首先要物质上活得有尊严，然后能满足精神上的需求，他要活得心情舒畅，他要活得能够畅所欲言。他要在这个社会上能够满足他的物质需求，也能满足他的精神需求，他要觉得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件很舒畅、很美丽的事情，所有的一切加起来就是“尊严”的概念。第二天大年初一，我发现《参考消息》还把这个作为转载，说是凤凰卫视发表的评论。

后来胡锦涛在全国先进劳模的表彰大会上发表讲话，他说要让底层劳动者活得体面。他又提出了“体面”这个概念。在外交问题上，我们可能要注意在整个的国际上，在最近几年中国的国际格局上，一方面是中国的经济实力、国家实力发展很快，另外一方面感觉是上升得太快。上升太快会带来几个负面情况，一个是我们自己无法做好准备，现在最高层跟美国、欧洲、日本，很多在从经济到政治、到民主问题上的很多决策是就事论事、一事一议。第一是他没有更宏观的认识，他来不及做宏观的评估。第二是他没有办法把整个西方世界的东西串起来，找出它很深的东西，因为它发展得太快。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很多内外问题上深层的逻辑他无法把握。一个最主要的深层逻辑就是，我始终认为，国家的外部势力的影响力的延伸，是要以国家的内部实力做基础。而内部实力又是以国家内部真正的平衡发展为基础，也就是你的内政要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你的外部实力的崛起也好、发展也好，才有长久的基础，要不然很有可能昙花一现。你如果内政都搞不下去了，你外延就没有影响力。你今天一个2万亿美元的资产，明天很可能缩水，你如果缩水了，谁还理你？

在外部世界上怎么去化解很多由于你的崛起而产生的对你的合力，他们的情绪走到一起，这里面又有一种很微妙的东西，就是西方世界和东方世界整体的秩序在发生变化。一千年前我们中国是老大，五百年前秩序换了，西方开始成为发展主体，东方开始衰败，后来白种人就开始高于黄种人，这是种族的歧视。现在随着日本的崛起、中国的崛起，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对西方人而言还是东方人而言，都是有很微妙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心理上的感受。西方人心里还是有点居高临下，那种白人中心主义者、欧洲中心主义，但是他又必须面对客观现实，他在经济上、国际问题上都有求于你，在市场上也有求于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