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国际政治格局（3）

但是欧洲的伟大，我就认为有几点：第一，它是人类智慧的集聚地，全世界所有普世价值，重大的制度性的东西都是从欧洲开始产生的。我们且不说古希腊、古罗马时代，文艺复兴时期，政治为公众之事，我们大家在公共的领域里讨论，这些都是从欧洲开始的。但是欧洲在17到19世纪也开始玩大国平衡的游戏，当时有英国、德国、法国、荷兰，打得不亦乐乎，犯了人类很重要的错误。就是人类为生存环境、为生存资源、为生存空间而进行争夺。这是很自然的，人活在世界上都要为生存空间、领土的扩张、生存环境、生存资源斗争，今天的生存资源越来越激烈的就是对石油、能源的争夺，这个年代欧洲人都已经经历过，当时他们用的方法就是暴力，暴力的最高形式就是战争，战争的最高形式就是拿人的生命不当一回事。每个父母把自己的儿女辛辛苦苦养到18岁是多么不容易的事，但是把他送到战场，把他打死只需要几秒钟的事情。人的生命，在很多国家利益面前，在很多以国家利益为名的资源争夺面前，过去几千年，人的生命不当一回事。当我们看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也是为大德国而斗争，为民族利益去牺牲，一排一排的人在战场上倒下的时候，那是人类智慧的泯灭。但是1945年以后，欧洲人开始觉醒，他开始反思，我们活在世界上为生存环境争夺，那是永恒的，但是我们有别的办法去争夺，我们能不能不以伤害别人的生命为代价，永远打下去是无谓的，所以他们想出一种就是联合。当把两个人的5个手指分开的时候，你把别人的手指斩断是很容易的，但是把你的手指和别人的手指联在一起的时候，十指紧扣的时候，你再试试，你能不能斩断别人的手指。当你把别人的手指砍断的时候，不是伤人十指，断你一指，而是把自己的手指都斩断了，所以完全不可能用暴力解决人类的纠纷，只能用联合。在联合的过程中可以消弭潜在的敌意。当你在心中把对方的敌意慢慢的化解、开始互相相信的时候，你就消灭了一个潜在的敌人。而这个潜在的敌人根本不用你的儿子、孙子，辛辛苦苦养的十几年的生命的代价去换回，这就是欧洲联盟，当时的欧共体产生的基本的原因，这是人类智慧几千年后发展到一个新的境地。

今天我们看到人类其实有两个大的模式，一个是在中东，以巴冲突，千年恩怨情仇，始终连绵不断，烽火连绵，不就是为这点生存的空间吗？按照欧洲人的智慧，怎么都好谈，多则几千年，少则按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有问题，他的智慧没有办法跨越到一个新的阶段。另一个模式我们看到欧洲，欧洲打了一千多年，尤其是二战之后，他们开始反思了。这个反思是欧洲的德国和法国把煤、钢联盟在一起，因为那时候煤、钢产业是导致军工产生的最大的基础。法国人就想出一个办法，当我的煤的产业和钢的产业组合在一起的时候，组成一个煤钢联盟，就不可能发生战争了。当发生战争的时候，就会受到我的煤的产业和钢的产业的牵制。这是巨大的风险，当你把你的煤的产业和钢的产业和你潜在的敌人整合在一起的时候，避免发生战争，这是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巨大的智慧的。法国人是很浪漫的，他的浪漫使他产生了这样的创意——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有创意，一个国家的创意是很重要的，德国有创新精神——德国是一个战败国，他接受了法国的方案，但是德国人很理性，他别无选择，他要避免战争，就只此一路。所以我说欧洲共同体这个方案，用十指紧扣来消灭潜在敌人，是以法国人的浪漫和创意加上德国人的理性，组合在一起，不但是解决国际争端、解决经济秩序的争端，乃至是人类文明提升的很重要的范例，只此一例的范例。再加上欧洲的社会福利非常好，他们的人生活得很舒服，这和早期的资本主义又不同，所以欧洲完全是另外一种模式。

但是这种模式现在遇到中国的崛起，遇到美国和中国的竞争，似乎变得有点茫然了。在我们中国人的思维中，毛泽东、周恩来时代，我们一般是把欧洲人看成是第二世界，我们要联欧洲和美国一起来抗衡苏联，后来又是联欧洲来抗美。我们始终是把欧洲当战略牌来打。到了今天，在中国崛起的情况下，欧洲的竞争力已经不是很好了，希腊出现了这么多问题，中国的经济能力在上升，虽然我们的经济总量超过了德国，今年年底要超过日本。但是就整个社会的完善程度而言，在两年前我在节目中说了一句话，后来掀起轩然大波，我说：我们中国和欧洲就发展阶段而言，我们还差150年到130年的时间，中国现在几乎相当于欧洲1886年的水平，很多人开始抗议了。“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们已经超德赶日了”。我说不是就经济总量而言，不是就横向衡量。经济总量有意义，但是没有绝对的意义。温家宝总理说：中国13亿人，任何东西乘以13亿就是巨大的，任何东西除以13亿就是很小的。我是从横向上看看我们现在平均的状况，深圳很富裕，跟西北之间的差距很大。但是在欧洲，我没有感到巴黎和里昂有什么差别，没有感到法兰克福和德国一个偏僻的乡村有什么差别。从纵向上来看，我们今天的城市化在迅速的发展，中国从改革开放初期开始算起，工业化开始了整整30年，工业化真正开始应该是最近20年，1992年市场经济后开始。一般工业化开始十几年以后就会出现城市化的进程，就是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农村开始慢慢的衰败，城市开始兴起。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就发生变化了，它不再是依靠农产品，它大量的依靠工业产品出口。所以我说我们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就是从80年代初开始。

当我们大量的工业产品开始出口的时候，我们换回的外汇是靠我们的工业产品，而不是小麦、大米。这个过程中，国家正在从一个农业国慢慢的转变成一个工业国。这里面的支柱就是城市化。当很多农民发现种田无利可图，到城市里从事一个服务性行业有利可图的时候，他就不会种田了。当他发现在工厂里可以挣更多的钱，或者我们倒卖房子可以赚很多的钱，我们发现我们的金融衍生品可以赚很多钱的时候，农业自然就开始衰败了。这在人类过去四五百年，西方工业化的过程中都已经产生，工业化之后10到30年必然是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化一来就会带来许许多多的问题，就会带来城市里的贫富不均，就会带来城市里的治安问题。西方早年有贫民窟的问题，我们今天有农民工、有盲流，虽然我们没有贫民窟，但是问题的本质一模一样，也有农业衰败的问题。

整个城市的服务性行业基本上被外来人口占据。今天中国的任何一个大城市只要把外来的打工妹撤掉，这个城市的服务业基本上要瘫痪，上海、北京、深圳都是这样。这就像西方的任何一个国家，虽然它很排外，在德国更排外，法国也是，英国也是这样的，就是当他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他对外国人就不欢迎。但是今天欧洲的许多外来劳工大多数都是在它的服务性行业。包括我们中国人早年去打工在餐厅里洗碗，后来好一点去扫垃圾。在德国，垃圾工是公务员，属于公务员系统，他完全是现代化的垃圾处理产业。当垃圾工罢工的时候，我在德国就经常遇到垃圾行业工人罢工，他是公共服务，他也要涨工资，他一罢工，我们每家每户的垃圾就堆积成山。最糟糕的有一次是3个星期垃圾没人运走。幸亏德国是要求每家每户把垃圾扎好封口，要不然整个城市就会臭味连天，但是大街上全部是垃圾袋。垃圾工人也有他的生存权，他也要提高他的工资。但是这些垃圾工人大部分是外国劳工，要是把这些外国的劳工撤了，整个的垃圾处理系统就瘫痪。就像我们中国的城市把外来工撤了之后，我们的城市的服务业也会瘫痪。就像欧洲这样工业化已经进入后工业时代，尚且如此，今天我们的工业化刚刚开始，一定是这样的。再加上在这个过程中，贫富不均、官商勾结、制度的不完善，再加上很多底层的劳工福利不足，所以欧洲就是在工业化开始的30到50年时间开始了全民保险的机制，这就是我们今天中国正在做的事情，全民社会保险。

而当我们发现很多地方富的越富、穷的越穷，得意者很多，失落者更多的时候，在大城市还感觉不到，在很多偏远的乡村，我们看到很多维权事件。这是以前闻所未闻、匪夷所思的事情，政权的象征受到冲击了。这也是1850年代欧洲经历过的。那时候在德国就是俾斯麦，1871年俾斯麦用铁血政策统一了德国之后，1884年俾斯麦开始在欧洲实行了第一个社会保险，就是健康保险，他说你起来抗议，就是要得到福利，我就给你福利。我们以前可以说他是麻痹工人运动，麻痹工人斗志，不管他主观是不是麻痹，但是客观上他回应了工人的要求，1884年建立了欧洲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保险，后来又建立了失业保险、后来又建立了事故保险。所以健康保险、失业保险、事故保险，这是德国保险的三大支柱。

后来又建立了职工委员会。就是在一个工厂内部，老板不能说了算，任何东西必须由劳资委员会来实行。比如说这个劳资委员会有12个人，资方6个人，雇员方6个人，每人一票，当然董事长拥有两票，这是他的特权。任何事情，小到班车改变路线、食堂要增加什么东西，大到要减工资、解雇一大批人，都需要这个劳资委员会共同的通过。今天就是他们说的企业职工自决，就是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在欧洲，尤其是德国、法国、英国，工会力量非常强大，所有的这些东西在我们中国刚刚起步。在未来若干年，由于城市化、工业化导致的社会的负面后果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