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亏损”下的中国

“六普”数据表明，中国在过去10年中早已跨入“超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由于一胎化政策的强力推行，我国逐渐产生了巨大的“人口亏损”问题，这个问题的加剧带来了十分严重的社会危害。人口亏损是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和危机的集中体现，遗憾的是，我们至今对此依然缺乏高度的警觉、负责的反省和认真的检讨。

冷静来看，中国人口的真正危机应该是多重视角下的结构性人口亏损问题，大量人口被需要的时候却处在“缺失”、“亏损”和“供应不上”的窘境中。“人口亏损”种种危机一旦爆发，必将诱发社会稳定失序，威胁国家持续发展。

其一，“生育少子化”快于“人口老龄化”，导致人口弱持续甚至不可持续发展以及养老金体系的难以为继。

数据表明，中国人口增量减少速度惊人，让人肃然产生“塌陷”之震撼。无论是联合国的数据还是我国政府的数据都表明，中国的人口总量和增长速度都被高估了。2011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在过去的10年中，我国育龄妇女终其一生的平均生育水平（即总和生育率，TFR）早已低于1.5，属于国内外人口学家普遍担忧的“超低生育率”。主流学者认为，中国现在就应该放开“二胎”，但即便如此，对遏制更早些时候的人口亏损所造成的人口塌陷和失衡危机而言，也为时已晚。一则基于高生育成本考量的低生育意愿和文化制约了生育水平的回升；二则从婴幼儿成长到合格劳动力需要一个“人口成长周期”，补偿性生育“远水解不了近渴”，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供更长远的“人口资源战略储备”。

始于1980年，人口持续、严重的少子化导致中国难以避免地掉入了“少子老龄化”的陷阱。改革初期的1979年，中国0-14岁的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大约为33%；到了2009年，比例竟然不到20%。国际上认为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15%-18%属于“严重少子化”，低于15%为“超少子化”。事实是，低甚至零生育文化已经在80后、90后新生代人口中形成。

资料表明，少子化首先影响了小学毕业生数量，小学毕业生数量2000年的时候是2419.2万人，2009年是1805.1万人。与此同时，中国小学数量从1996年的64.6万所直降到2009年的28.02万所，13年减少57%。在2010年9月10日《中国的人力资源状况》白皮书发布会上，人保部领导表示，到2035年我国将会面临两名纳税人供养一名养老金领取者的局面。

其二，人口需求和人力供应是经济发展的双动力，劳动年龄人口供应跟不上经济发展需要步伐，导致依旧靠人力实现增长的中国经济面临持续衰退的挑战。

2003年以来我国东南沿海出现的“民工荒”，正在向全国各地延伸，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已过“刘易斯拐点”。目前，广东出现了大规模的“洋黑工”现象，折射了中国发达地区严峻的劳力短缺危机。据预测，未来20年内中国劳力缺口可能达到1亿以上，中国将形成大规模的亚非国家移民潮，成为除美国之外，容纳全球性移民最多的国家。

中国的“人口亏损”开始于最有潜力、最有希望、最为美好的少儿人口的强制性减少，继而由于人口增长的队列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带来最有创造力、生产力和战斗力的年轻人力资源的自然减员。人口峰值可能提前至2020年之前到来，然后开始挑战巨大的人口负增长。

其三，生育少子化导致适龄征兵人口数减少，已经影响国防人力资源的持续供给。

近年，“征兵难”普遍出现，适龄青年报名人数下降，成为国防难题。从人口学角度分析，适龄青年人数减少，就业率和升学率高是主因。

其四，大批421家庭结构的出现，导致独生子女老年父母“老难所养”和“老无所依”。

独生子女家庭养老人力匮乏已经成为共识，当独生子女父母丧失自理能力时，他们比非独生子女父母更多地选择去社会养老机构，这是一种无奈的也是实际的选择。

然而，社会化养老准备好了吗？据有关部门测算，我国养老机构的床位至少缺300万张。我国不仅面临着“未富先老”的挑战，而且面临着更直接的“未备先老”的挑战。大约1.5亿个独生子女家庭所面临的养老困难将成为国家难题。

其五，适婚女性人口的严重亏损，导致4000万以上的适婚男性人口婚配困难，严重威胁男性群体的婚姻家庭和性权利等保障。

面对继续恶化的人口亏损危机，我国的人口发展方式要从“减量发展”转向“适量发展”甚至“增量发展”，仅仅放开“二胎”恐怕目光还不够远大。人口发展的一大特点是周期长、惯性大、问题深，必须提前谋划，通过恰当的经济、文化和政策综合措施，鼓励低生育率回复到更替水平之上，恢复人口生态和可持续发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