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雨绸缪：防止黑恶势力向恐怖主义转型

一些极端人士与黑恶势力合流，后果不堪设想。他们不会过多谋求现有政权体系的认同，直接提出自己的主张，比如“反腐败”、“反贪官”、“反社会不公”之类的口号。

黑恶势力可能坐大

尽管刑法还没有承认中国存在黑社会，只是以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来惩治“疑似”黑社会分子，但黑恶势力却是一些地方日常碰见的现象。各个地方的打黑除恶行动说明，我国法律对黑恶势力的理解和规范显得滞后了。

对黑恶势力认识不足或轻视，可能会酿成非常严重的社会后果甚至政治后果。很多人认为，国家政权力量足够强大，即便黑恶势力再大，在强大的国家镇压力量面前，往往不堪一击。比如重庆的打黑行动，就把大大小小的保护伞都打掉了，其他地方的黑恶势力，只要国家下力整治，照样不足为虑。

5月4日有一则报道，说某市的城管部门为了治理占地经营的小商贩，要当地的黑恶势力帮他们维持秩序，赶走了一些商户。黑恶势力收保护费的对象减少，经济上受到损失，城管部门则给予黑恶势力经济上的补偿。如果收保护费的是黑恶势力，要打；那雇用黑恶势力并给予其经济补偿究竟是黑还是白，要不要打呢？

这则实例说明，在一些地方，黑恶势力履行着部分社会管理职能，这部分职能往往又是白色的政府部门很难完成的。换句话说，从这个意义上说，黑恶势力成了白社会的延伸，黑白互相依赖。

近些时间，连续发生多起校园凶杀案件，一些社会失意者或精神障碍者，还有绑架勒索撕票者，将最没有自我保护能力的小孩作为逞凶的对象，给社会涂抹一道道浓重的血色。

现在需要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中国分布于各地的黑恶势力转型开始搞恐怖活动，并连成一体，国家、政府和社会有应对的准备和措施吗？一旦事发，有这个心理承受能力吗？

黑恶势力转型的三种可能

黑恶势力的转型大致有这么几种。

一是经济转型，公司化、合法化。他们在积累一定的经济实力后，注册公司，转向正当经营。

二是向政治转型。比如谋求在各级人大、政协的地位和身份，把自己打扮成社会名流，结交各方政府人士。有的还会投身慈善事业，遍地捐款，获得社会和政府的认同。

这样的转型并不可怕，在某种限定的意义上，甚至值得欢迎。毕竟，这样的转型，是想获得现有社会系统和政治系统的认同。它不反抗现有的社会秩序和政权体系，并不以现有政权体系为假想敌。在转型的同时，他们会大大压缩其使用暴力手段的频率、范围、强度，甚至可能完全放弃原先所赖以立身的暴力手段。

但是，还有一种转型非常可怕，我称之为“恐怖主义转型”。他们会利用社会中存在的尖锐矛盾、社会所普遍抱怨的社会政治问题为切入口，提出自己的主张，抨击政府，吸引民众。同时，他们将进行恐怖活动，利用自己的经济能力、组织体系、武器装备等，实施绑架、暗杀、爆炸等恐怖手段，挑战现有社会秩序和政治体系。

警惕其实施恐怖活动

不是危言耸听。以清朝末年为例，洪门是当时遍布海内外的一个地下会党组织，类似于黑社会。1905年，一些有“主张”的人士加入洪门。洪门输入了“主张”，加上原有的组织力量、联系网络和经费支持，双方合流，产生了化学变化，策划了大量暗杀事件。

以今天倡导法治理念的时代，暗杀绝对是践踏法治、嗜血狂妄的举动。但是，在这样一个社会矛盾冲突多发的时期，绝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的存在，要把它当作一种迫在眉睫的危险。一旦一些极端人士与黑恶势力合流，后果不堪设想。他们不会过多谋求现有政权体系的认同，不会在意谋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身份，而是直接以现有体系为对手，提出自己的主张，比如“反腐败”、“反贪官”、“反社会不公”之类极能蛊惑人心的口号。部分民众很容易被这些话语煽动。贪污腐败、分配不公恰恰是当今中国的阿喀琉斯之踵。

提出“话语”，就意味着黑恶势力发生了最关键的变化。在此旗号下，他们可以实行更多的合流。其一，他们可能整合更多的黑恶势力加入其中，壮大力量；或会形成一张全国性的网络；其二，会吸引更多的极端人士加入其中，包括一些技术人才，提高其技术含量；其三，还可能实行与民族分离主义势力等的合流，互相声援、互相帮衬。

可以设想，他们可能会实施具体行动。在“劫富济贫”的口号下，会肆意绑架，勒索钱财；在“反贪官、反腐败”的口号下，私设公堂，刑讯逼供，获取供词，加以公布，实行所谓的“正义审判”；实施暗杀和爆炸等恐怖活动等。

一连串校园凶杀案就引来上下不宁，如果再加上一连串所谓“反贪”、暗杀等恐怖活动，不说别的，单说防范他们的维稳成本，恐怕就难以承受。所以，对于黑社会实施恐怖活动，必须给予高度关注，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