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与苏共（2）

这就引申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苏联为什么要援助中国共产党？今天批评最多的一种声音，就是认为苏联（包括共产国际）更多其实不是出于无私的国际主义的立场来援助中共，而是出于其自身的国家利益的考量。甚至会认为，苏联当年就是基于民族沙文主义的立场来插手中国的事情的。 

杨奎松：记得在十几年前我在东北参加过一次有关张学良问题的研讨会，有一位军事院校的副教授的文章就让我在这方面很开了一次眼界。他的文章研究的是1929年中东路事件，基本观点就是批判苏联当年的民族沙文主义政策，甚至称苏联为“赤色帝国主义”。反过来，文章自然对张学良当年的做法充分肯定，认为张查抄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理由充分，借机武力收回中东路权，更是捍卫中国主权的正义之举。如果文章的作者是比较传统的有国民党背景的学者，我也能理解，不会觉得奇怪。问题是作者是大陆军事院校的资深教员，而且肯定是共产党员。这就奇怪了。 

凡是多少熟悉这段历史的人大概都知道，这一事件发生在国共两党正在你死我活的内战初期。共产党本来就是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之一，大家无不把苏联视为世界无产阶级，也就是共产党人的祖国。因此，当张学良以非法进行共产党秘密活动的名义查抄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然后又下令驱逐中东铁路苏方管理人员时，中共中央当即公开发表声明，站在支持苏联的立场上加以谴责。它根据共产国际“拥护苏联”的政策要求，号召全党及工农群众共同起来，“武装保卫苏联”。在苏联学习军事的大批中共干部，也一度由莫斯科赶往苏联远东，准备随同苏军组织对东北军的武装斗争。仅仅因为时过境迁，中苏关系后来出了问题，再来叙述这段历史，就反过来全面肯定张学良，斥责苏联帝国主义，那么，作者是否也要跟着当时的国民党来斥责当年的中共中央呢？ 

很显然，这是今天读者也好，研究者也好，都很容易发生困惑，甚至让自己掉进陷阱的一个地方。这里面的原因很明显，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语境，连同思维方式全都变了。如果我们不能让自己回到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历史语境的背景中去，就无法合理看待和理解我们所要研究的历史现象。我们需要了解的一个重要历史背景是，当年的共产党是公开地作为共产国际，又叫第三国际的支部在中国活动的。中共代表李大钊1924年在国民党一大上面对国民党代表的质询，就代表中共直截了当地告诉国民党代表说：中国共产党是第三国际设在中国的支部，因此我们可以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来工作，但不可以解散中国共产党。因此，一直到1930年代中期以前，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关系是公开的，中共在各种场合中维护苏联的利益，或基于国际主义的原则思考问题、制定政策，也是坚定不移的。以至于，到1936年中共中央公开改变策略，主张把中国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国民党，包括许多中间派的知识分子，还会公开发表文章对中共的转变表示欢迎。 

这种尴尬复杂的情况，很大程度上其实也是苏联自身的问题。苏联既是一个民族国家，又是一个阶级国家的两重性，决定了它的利益需求及其思考也具有明显的两重性。我们如果简单地把这两者混为一谈，只是从今天流行的民族主义的世界观出发，一切都只从它民族国家的一面去看问题，认为所有的都是利益博弈，就难免会对很多事情理解不了，或者干脆把它妖魔化。 

共产党首先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党，它的意识形态核心是把人、把世界用阶级来分析，属于无产阶级或劳苦大众的，就是自己人；属于非无产阶级，尤其是属于剥削阶级的，就是异己力量。但共产党里面的人，又是属于各个民族的，共产党也都是在不同民族国家的范围里形成的，它们势必要基于自身所在的国家民族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苏联共产党也是一样。它首先是把自己看成共产党，看成和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及劳苦民众利益一致的党，相信苏联既是无产阶级的祖国，又是与世界各国地主资产阶级反动阵营斗争的堡垒和大本营。因而它时时处处都会把资本主义各国当成危险的敌人，不会简单地凭借有利或不利的外交原则来行事，会用尽一切办法来保护和扶持那些国家内部的共产党及其革命力量。但是，苏联党的领导人本身又不可避免地属于大俄罗斯民族的一分子，在长期执政之后，他们无论从动员民众或个人情感的角度，都不能不更多地从苏联民族国家利益的立场来考虑问题，因而也不能不潜移默化地受到民族主义倾向的影响。 

我们由此不难注意到，苏联早期，如列宁时代，国际主义的特色表现得非常鲜明；到了斯大林以后，就常常容易出现民族主义的色彩遮蔽国际主义色彩的情况了。但即便如此，只要是共产党，它就绝对不可能完全变成民族主义者。它永远都会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区别放在第一位，因此它的政策永远都会有两面性。以苏联二战后的政策为例。苏联在战争期间得到美、英的大力帮助，三国元首事实上统治了世界。如果仅仅着眼于民族国家的利益，斯大林只要保持二战期间大国政治的外交关系，战后苏联就能获得和平的发展条件，并且还能继续得到美国的各种技术或财力的帮助。但情况恰好相反，战后双方很快就走向了分裂、对立和冷战。原因很简单，双方的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即使在战时，苏联对美、英的戒备也一如既往，战后就更不用说了。这种矛盾不可调和。 

您说的这个两面性对于诠释中国革命中的很多问题很有用，比如在大革命期间和在抗战期间，苏联对国民党的援助比对共产党的援助要多，到了解放战争初期，一开始苏联也还是和国民政府签订条约，表态支持国民政府。以后苏军占了东北后，一面悄悄允许八路军进入东北，一面碰到国民政府外交施压时又不得不把中共的武装从城里往外赶。这些是否能说明您说的两面性的问题？ 

杨奎松：没错。你讲的革命年代里的这些情况，有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不能忘记，就是苏联当时一直是在和一个国家的政府打交道，或搞外交。你想想，你和一个正常的国家建有外交关系，不论你喜不喜欢那个中央政府，它到底是这个国家的代表。然而你却出于意识形态及其阶级利益的需要，想要悄悄地去支持、去援助一个以推翻那个政府为目标的革命党，作为一个国家政府的苏联这样做是可行的吗？ 

苏联人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很功利地处理国家利益的问题的。列宁时期不用说了，就是斯大林执政的早期，也照样犯过至少从苏联外交史的角度是盲动主义的错误。比如1924-1927年一直承认北京政府，又向反北京政府的广州国民政府派驻政治军事顾问，而且还以驻北京的大使馆作为指挥中心，并允许共产党、国民党利用来做庇护所。这最终给张作霖政府提供了查抄大使馆的借口，中共重要领导人之一李大钊等因此被害，大批策划和组织援助反对北京政府的秘密文件被曝光。 

几个月后，即1927年12月11日，中共组织反抗南京国民政府的广州起义。斯大林再度出马，不仅亲自选派军事人员前去广州指导暴动，组织巷战，苏联报刊也公开对中共广州起义大书特书，宣传鼓吹，就连苏联驻广州的领事人员也全体出动，直接参与了这次起义。最后的结果给了斯大林同样沉痛的教训，五名外交人员被当场杀害并曝尸广州街头，南京国民政府公开宣告与苏联断交，五年后双方才得以重新恢复外交关系。 

显然，苏联党和共产国际是在此之后才逐渐改变不顾外交、公开输出革命的做法的。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这一共和国的几乎所有酝酿、组织的过程，都有共产国际参与其间，包括宪法和其他各种法律文件也多是苏联专家在莫斯科帮助起草的。但这一次苏联政府就变得圆滑和聪明了，尽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极力想要取得苏联的外交承认，苏联最终也没有这样做。这之后，苏联政府基本上都是在正式承认南京政府并确保与它的外交关系不发生严重问题的情况下，通过共产国际或其他各种渠道和办法来帮助中共。这种关系一旦被南京政府发现并可能严重影响两者关系时，苏联方面往往会选择做出让步。你提到的1945年战后苏联在中国东北对八路军态度几度变化的原因，就在这里。 

毛泽东在斯大林去世后曾经抱怨过苏联战后不相信中共有能力打败国民党，从当事人的角度感到有些怨气，是可以理解的。但从战后最初的国际形势及其大国关系的角度，说斯大林应该支持中共打仗，不该帮着美国人要求去重庆谈判，组织联合政府，在当时条件下于情于理恐怕也行不通。 

举一个例子，1954年，打了三年多的朝鲜战争停战不久，援越抗法战争也打了三四年了，考虑到不能老这样打下去，中国的经济建设也需要和平环境，中共中央调整政策，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方针。为了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新中国政府采取了和斯大林战后支持去重庆谈判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做法。即在日内瓦会议上与法国和英国合作，并由周恩来出面，代表中共中央，把越南党领导人请到广西柳州，连开几天会，力劝越南党停止正在顺利发展的大规模武装斗争，与法国人在十七度线划界停战了。像毛泽东晚年抱怨斯大林一样，越南党领导人后来对此也极为不满。 

不难看出，共产党当政后，又要国际主义，又不能不讲国家利益，都难免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两面性。这种两面性弄得两边不讨好，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我有一个疑问，难道全力援助中国革命就不能和苏联的国家利益统一起来吗，比如说中国革命成功了不是最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吗？苏联在援助中国革命的时候，难道没有想到中共有朝一日可以取代国民党政权？ 

杨奎松：当然有。从中国共产党创建开始苏联就有这个考虑。它帮助创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都是这样考虑的。包括大革命时期，它要国共两党合作，它的主要援助对象是国民党。为什么主要是援助国民党？这是因为，第一，国民党当时也是革命党，反帝反封建，或者叫打倒列强除军阀，它的斗争目标和中共民主革命的斗争目标没什么两样，为什么不援助？第二，国民党号称十万党员，广东地区至少就有三万左右，它还可以在全国公开组织、公开活动，中国共产党1923年才不过三百多党员，而且还只能秘密存在，我苏联怎么大力援助你？把大量的枪炮运给你？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我怎么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