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高华（2）

然而，当我再从日本回到上海，却意外得知，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高华无法调入上海，他的工作调动被迫停止了。 

我这里不想复述我所得知的导致“不可抗拒的原因”的理由是否成立，我只想说的是，这个消息对华师、对我来说，再难接受，也不致造成怎样的创伤，而对高华来说，这一消息则不啻一种沉重的精神打击。无论我们再做多少补救的工作，如保留他在华师的教职、招生及相关待遇等等，都无法挽回此次挫折对高华身心所造成的伤害。 

我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高华原来就患有慢性肝炎，并有过部分肝硬化的情况。同时，高华虽然性格刚毅耿直，对名利地位乃至生死看得很开，但如许纪霖所言，他个人及家庭过去的经历，决定了他仍旧会对一些事情看得较重，甚至会感到紧张。尽管事情发生后，他当面还会开解我们说“没关系”，他的一些表现还是让我清楚地感觉到了他内心承受的压力实际很大。这不仅因为这件事证明了他在政治上的处境，而且因为他的工作调动早就成了一些人热炒的话题，个别人甚至在网上对他冷嘲热讽，进行人身攻击。如今调动不成，自然更容易被人风言风语，这对他本来就有病灶的身体显然极为不利。 

果然，就在他重回南大上班不久，他就被查出可能患上了早期肝癌！ 

谁能说我在这件事情上不是帮了高华的倒忙呢？！ 

（五） 

在中国，成了争议人物，有时会莫名地引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即使是在象牙塔里做学问的人也不例外。高华之成为争议人物，包括他的工作调动也会被一些人拿来“诛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高华成为争议人物，源于他那本“红太阳”的书。其实，中国历史研究中许多看起来敏感的事情，多半都是有时间性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讨论陈独秀“右倾”是“投降主义”，还是“机会主义”的文章，都不能公开发表，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即使是为陈独秀做翻案文章，否认陈独秀“右倾”，也不再有敏感问题了。 

涉及到毛泽东的历史问题，今天固然还会有一些敏感与不宜的政治禁忌，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些年出了太多像张戎《鲜为人知的故事》那样同为大陆出身的人写的批判书之后，今天大概很少还有人会认为高华这本书太过激烈了。 

我和高华都是七〇届毕业生，都在工厂干过8年，都是在“文革”后的1977年第一批考入大学读书；我们有着大致相似的家庭背景和生长环境；他本来是学历史出身，又是在历史学界中工作，却转来做中共党史研究，我是学党史出身，转到历史学界工作，却仍旧坚持做中共党史研究，我们两人不论在历史学界，还是在党史学界，都属于边缘人，因此，我们之成为好朋友，多少有那么点儿“惺惺相惜”的味道。 

但是，细心的读者能够发现，我和高华其实在毛泽东研究或中共党史研究上，也并不就是完全一致、看法相同的。我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出在他的“红太阳”一书的前面，一直到高华再版他的书，他都很少直接提到我的书，也没有针对我书中内容相同但叙述不同的史实进行过讨论。我们不是没有交换过意见，其中在香港中大那一次我们在中大图书馆下面的咖啡馆里足足讨论了两个小时之久。注意到他修订后的版本仍旧没有多少改变，我很直率地说明了我的看法，即我不认为他对当年中共党内高层之间的权力斗争，以及个人动机、情结和心计所作的许多“深描”，有足够的实证依据。他也一一解释了他的思路和逻辑。以后，围绕着和他书中个别史实有关的资料问题，我们还有过几度讨论。 

高华“红太阳”一书无论有多少可以或值得商榷之处，它都是一本严肃的学术研究著作。我们可以同意，甚或称赞他的叙述与观点；也可以不同意，甚或批评他的叙述与观点；同样也可以部分欣赏、部分否定他书中的研究，但是，这都不应该妨碍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把他的观点和他的书放在学术研究的范围里评价和看待，不应该把这样一种学术研究上的分歧简单地和所谓左右问题扯在一起。 

实际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红太阳”一书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也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政治压力和精神困扰。 

（六） 

和今天大多数人不同，我对高华的了解和认识，不是因为他的那本成名之作，而是因为他在“红太阳”一书出版前后发表的一系列涉及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学术论文。 

上个世纪末，我才刚刚开始对新中国建国史研究发生兴趣，对建国以后党史、国史的许多情况都不熟悉。国内这时研究建国以后党史、国史的机构和一般研究人员，也多不做实证研究，更鲜有微观史研究。哪怕是当时已经出版了大量回忆史料，国内、国外认真阅读、考证和研究者，也寥寥无几。不用说，国内外历史学界，那个时候更没有人会来研究这种当代史问题了。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高华可以称得上是领风气之先和国史研究的开拓者。我最早读到他的一篇论文，是1998年发表在《二十一世纪》上的释读前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回忆录的文章，题为《北京政争与地方——释读<江渭清回忆录>》。这篇文章做得非常漂亮。他结合江渭清回忆所涉时段的各种文献史料与史实，把江的回忆与其他相关领导人的回忆资料详加比照考辨，用他最善长的悟性与敏感，把一个个看似不起眼的小故事、小问题串联起来，进而把中央政争与地方大员之间的复杂关系梳理得清清楚楚，让人叹为观止。 

我时常在想，以高华的研究经历和出色的研究能力，他原本决不应该只留给我们“红太阳”和“革命年代”这样两本著作和二三十篇研究论文。他所以成果如此之少，除了他做学问态度严谨和对自己文字的要求太高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恐怕也是因为他选择的这个中共党史，材料的获取和成果的发表都太过困难的缘故。 

甚至于，他的国史，亦即他研究中国当代史的论文，绝大多数也都是依靠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所藏的资料，发表也大都只能选择在海外的学术刊物上。当他一本书被认为有严重问题之后，他在大陆发表文章和出版著述还会变得更加困难。 

为什么他当初不选择去做那些风险较小，又容易出成果的其他方面的历史研究，偏要转到这个极为敏感，获取资料和发表都极端困难的党史、国史研究领域中来呢？ 

对此，高华在“红太阳”一书后记里是这样讲的。他写道：基于父辈的经历和历史的阅读，他始终能“对中共革命抱持一种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始终“将其看成是20世纪中国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运动的产物，认为在历史上自有其重大正面价值和意义”。然而，“文革”前后的种种经历、对诸多人间惨剧的耳闻目睹，对大量与时俱变、真假难分的“路线斗争”说法的极端困惑，又使他产生了太多怀疑与不解：为什么革命会变成这样？！正是因此，他“愈来愈有一种想探究中共革命历史的愿望”。 

这也恰恰是我们今天仍旧在这一行里继续坚持着的不多的几个同龄人最能感同身受的一点。 

改革开放、上大学、读历史、留校做教学研究工作，最终为高华打开了这扇可能通向历史真实的大门。只是，即使是在后毛时代，即使历史已经发展到今天，对于像高华这种坚持要用自己的方法思考历史的学人来说，这条道路依旧坎坷难行，甚至随时都有因一本书，甚或一篇文章遭遇更大困难和灾难的危险。 

高华走了，带着他的困惑和遗憾。 

中国会有年轻一代的高华跟上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