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参加了“光线”行动吗?
民主德国的国家安全部门发现了克格勃的秘密行动计划,德累斯顿的民主德国安全部门负责人,很愤怒地指责在德累斯顿的克格勃从事这一“反德”行动。德国方面的研究者认为:这时已向普京发出逮捕令。但是,世事难料。由克格勃发起的“光线”行动,结果却是民主德国人民的反抗,1989年,柏林墙倒塌,德共由此失权;这时,正是刚刚向普京发出逮捕令之际。政权倒闭带来的意外的结果是,德累斯顿的民主德国安全部门负责人选择了自杀。类似更换他国领导人这种高度机密的行动,因深知内情的当事人自杀,所有直接证据就此中断。这段历史,沉入深幕。
“有报告说你参加了‘光线’行动?”“没有!”后来,普京的回答很明确。
以秘密组织克格勃调查并制约腐败的党组织领导,并以此策略扩大到社会主义阵营,共产党控制的国家,内部瓦解,势在必然。但是,共产党组织的瓦解,同一结构里的克格勃系统能置身事外?
柏林墙倒塌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1989年底,愤怒的民主德国人聚集在德累斯顿的克格勃办公楼前。这是普京难忘的经历,他回忆当年:
人群越来越愤怒,我走出去问他们想得到什么。我向他们解释,说这是苏联军事设施。人群里有人高喊:“那你们在停车场的汽车为什么挂德国牌照?你们在这儿到底干什么?”他们好像在说:“我们知道你们在干什么。”我解释说我们之间有协议,允许我们使用德国牌照。“你是谁?你的德语说得这么好。”我回答说我是翻译……我集合了周围的保卫人员,说明目前的形势,有人告诉我:“没有莫斯科的指示,我们什么也不能做。现在莫斯科保持沉默。”几个小时之后,我们的武装人员赶来了,人群四下散去,但还是那句:“莫斯科保持沉默!”我当时的感觉是,这个国家已经不复存在。已经消失了。很清楚,苏联正在生病,而且得的是不治之症——权力瘫痪。
“莫斯科保持沉默!”看起来,克格勃国外情报组织即使没有被国家抛弃,至少也被暂时遗忘了。这一结果,会给像普京这样勤力的克格勃情报人员带来什么样的心理影响呢?
至少在第一个总统任期里,普京的克格勃生涯是国内外媒体的兴趣焦点。普京曾很认真地回答了一位意大利记者对此的问题:“在苏联对外情报机关中有一种特别的氛围。人们几乎一生都生活、居住在国外。他们能够看到,苏联发生了什么,国外这里有怎样的意识形态模式,它们如何体现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情报机关里被培养出了对祖国、对国家的爱。这是全体情报人员必修的也是最主要的思想政治课程之一,我相信,它对我是积极的,其帮助的成分要比妨碍的成分多得多。”
相信普京的这一回答是诚恳的。只是,我们回到那个历史现场,“莫斯科保持沉默”时刻,普京对国家的爱与忠诚,将如何寄托呢?
离开民主德国,普京回到了圣彼得堡(当时叫列宁格勒),以副市长身份接待过基辛格。追问之下,普京不得不告诉基辛格自己曾是克格勃情报人员,在民主德国工作。似乎当时普京不太好意思提及这段经历,但他却得到了基辛格一个意外的反应:“体面的人都是搞情报起家的。我也是。”在“莫斯科保持沉默”时所遭遇的“忠诚”如何寄托之惑,这时,从一位美国政治人物那里,普京得到了另种回应:“你知道,由于当时我在苏联问题上采取的立场,我至今还在受人非难。我相信,苏联不应该这么快地放弃东欧。我们正在改变世界均衡,速度过快,我认为这可能导致我们不想看到的后果……开诚布公地说,直到今天我也不明白,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要这么做。”后来普京告诉记者:我从未想过我可能从亨利·基辛格——传统意义上苏联的对手那里听到这样的话,对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以及苏联崩溃的叹息。
一个像苏联这样的大国的崩溃,它给所有苏联人带来的心理上的震撼与创痛,或许远远超过我们旁观者的想象。比如普京,他的“忠诚”,寄托给谁——典型的国家认同危机,是我们理解当年的苏联人,尤其是普京的一种理路,而且对理解他后来的行为模式,作用更大。
1990年了,即使没有民主德国安全部门的逮捕令,普京也不得不离开德国了。“如果德国反情报部门知道你在民主德国的一切活动,这就意味着他们也知道你在情报小组的一切事情,知道与你工作的每一个人,你的整个特工网络也就毁了。我们毁掉了一切——所有通讯记录、接触记录和特工网。我自己又烧毁了大量材料。我们最后把炉子都烧炸了。”
2000年10月4日普京访问印度期间,和妻子柳德米拉参观泰姬陵
普京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回到他的出生地圣彼得堡。他们用在德国的所有积蓄购买了一辆伏尔加小汽车,还带回一台德国邻居送他们的旧洗衣机,这台洗衣机,他们又用了5年。想家的柳德米拉告诉媒体:“我们当时从电视里知道了一切关于苏联改革的情况。但回国后,我没发现任何变化——人们还在排长队,还要领配给卡和购物券,货架上还是空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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