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破冰之旅”报道的幕后细节（2）

无法接触到实质性新闻，美国记者很无奈

前往北京的旅途十分顺利，记者们被安排住在当时中国最好的宾馆之一民族饭店。不过，最初的兴奋很快被失望取代。尼克松与毛泽东的会见，没让任何美国记者参与报道，而在其他场合，除了事先安排的活动和拍照机会外，他们也不能报道各自感兴趣的东西。

“他们会见了20分钟，会见了两小时，在某某大厅会见了，谁参加了会见……就这么些干巴巴的信息。”美国广播公司的汤姆·贾里尔十分无奈，“我们想知道的是：他们讨论台湾问题了吗？讨论苏联了吗？讨论军事问题了吗？讨论未来贸易了吗？”

“无法接触到实质性新闻”的苦恼在记者中蔓延。“我们抱怨不迭，白宫新闻代表和尼克松的行政人员的反应只是耸耸肩，然后表示，‘我们是在中国，必须按照中国人的方式行事’。在这件事情上，媒体和白宫双方的关系越搞越僵。”丹·拉瑟说。

尽管限制很多，但对美国公众来说，中国的一切都是全新的，仍然可以做成不错的节目。芭芭拉·沃尔特斯当时为全国广播公司工作，是记者团中仅有的3位女性之一。她觉得，“有一些与政治不相关、而与社会生活方式有关的东西，对美国观众而言依然非常有趣。比如针灸，这种不用麻醉就能做手术的学问，令人难以想象。”

想办法甩掉中国“看管员”，偶有成功

中方对采访纪律要求严格，还体现在：他们给每位记者都配了一名陪同人员，美国记者称之为“看管员”。因为除了担任翻译、向导外，这些人还负责监督记者们遵守纪律。

“他们显然接受过严格审查，你别想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想要的东西。”美国广播公司的泰德·科佩尔请翻译“每到一个地方，都给我讲一个本地的笑话”，然而，“对方一遍又一遍地回答，‘我什么笑话都不知道’。” 

芭芭拉却设法说服自己的翻译做了一次电视采访。虽然每个记者都被告知“不要采访工作人员”，但芭芭拉不管三七二十一，带着翻译来到录像室，招手让摄影师过来，然后打开所有灯光。“翻译说，‘我不能接受采访’，可他已经出现在电视画面上了”。

还有些胆大者决定甩开“看管员”，独自出去闯闯。丹·拉瑟就有两次这样的经历。

“一次，我成功摆脱了看管员几分钟，走了不到四分之三个街区。摄影组往一个方向走，我走另一条路，让对方难以应付。我们计划在拐角处的小商店会合。这一切发生得很突然，当看管员们赶来时，我们已开始拍摄。他们互相看着，有些迟疑，不想在阻拦我们的时候被拍下来。最后，他们还是表示，‘你们不应在这里，请赶快回酒店去’。”

另一次，拉瑟走出酒店，正好赶上一辆公共汽车靠站，灵机一动便跳了上去。“中国工作人员努力追赶汽车。我在没人照看的情况下坐了15到30分钟。到终点时，我想告诉司机，如果不介意，我将反方向坐回去。可惜我不会说汉语啊，为此一直感到特别遗憾！”

“尼克松不在乎报纸，他要的是电视盛宴”

随着时间推移，纸质媒体和电视台同行间的关系也趋于紧张。主要原因在于：白宫认识到了电视的力量，在访问中把电视媒体放在首要位置。《华盛顿邮报》的卡史丹的解释很直接：“尼克松想要的是电视的大肆报道。他不在乎报纸，他要的是电视盛宴。”

“唉，报社的人对我们非常恼火。《纽约时报》之前写了无数关于中国的报道，而在这里，我们电视媒体跑在了他们的前头，他们非常不快。”芭芭拉说。

电视台得到的偏爱，在尼克松登上长城时尤为明显——拍摄的最佳位置被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占据了。《纽约时报》的弗兰克尔在拍摄尼克松及其夫人时，则“被卡在了一个古老城垛的后面，只能透过石头间非常狭窄的缝隙向外观察”。

的确，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影像比中美联合公报的细节更富吸引力。按照基辛格另一位助理温斯顿·洛德的说法，“很明显，人民大会堂里的中国军乐队、尼克松在长城、互相祝酒、观看革命芭蕾……这一切画面都成为最吸引眼球的事情”。

《纽约时报》的弗兰克尔吃着吃着，就趴在饭桌上睡着了

在整整8天时间里，那些跟随尼克松访华的美国媒体人，有新鲜、兴奋，有失望、沮丧，有嫉妒、排挤，有挫折、疲惫。在他们的笔下、在他们的镜头里，曾经神秘的中国变得生动鲜活起来，这一切都是用夜以继日的努力换来的。

“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当时不仅要处理和传输自己的图片，还要为《时代》、《生活》和《新闻周刊》处理图片。我们要在暗室里一直呆到早上4点。为了保持清醒，我会短暂地回到房间，拿上几个中方提供的柑橘和自己的威士忌，再回到暗室继续冲胶片。”合众国际社的霍尔斯泰德回忆道，“可怜的中国看管员也没法休息。第三天大约早上5点，当我从暗室走出来时，只见他伸开手脚躺在地板上，说：‘先生，你必须休息一下，否则会死掉的’。”

在对中国之旅的最后一站——上海的访问即将结束时，尼克松为精疲力竭的记者们安排了告别宴会。《纽约时报》的弗兰克尔吃着吃着，便一头趴在桌子上睡着了——他实在是太累了。据弗兰克尔自己事后计算，8天时间里，他总共完成了3.5万字的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