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2011,中东动荡与世界变局（11）

资源的绝对有限性与发展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以及由此引导出的国家力量的绝对有限性和国家发展需求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是人类及其赖以生存的国家发展自始至终面临的基本矛盾。只要这个基本矛盾是绝对的，那么国际斗争就不可能消失。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使这种矛盾迅速激化：在物的世界里财富向资本中心地区集中，在人的世界里便形成国家内部的阶级对立和国家外部的民族对立，继而南方世界与北方世界的对立。后者均是前者在不同时代的转化形式，它们的本质是阶级对立。“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111]

勿庸置疑，邓小平同志对世界基本矛盾作出的这个判断迄今不仅没有过时，而且还在发生着作用。[112]不同的只是南北矛盾在不同时期的表现程度有所不同。在美苏“两个阵营”对垒的“冷战”时期，由资本主义发展导致的南北分化的范围被压缩在社会主义阵营以外的地区，苏联的解体及东欧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的瓦解，再加上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的相继开放，为西方资本提供了空前广大的市场，这在相当程度上缓解和推迟了南北矛盾激化的程度和时间。这也是20世纪末“经济全球化”及资本中心国家美国价值被人们热捧的客观条件。

但是，这样的条件很快就接近尾声。时至21世纪初，由资本全球化导致的南方国家的贫困，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在全球范围内加速蔓延和南方国家对北方国家剥削的同步抵制，南北矛盾最终在新世纪的第一年便在“9?11”事件中激化。随之而来的便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于2001年对阿富汗及2003年对伊拉克的军事打击。这又激起了伊拉克和阿富汗人持续近十年之久的强烈反抗，由此严重消耗了美国国力并导致美国出现衰迹。然而，南方国家对北方国家的反抗并未因美国的衰落而停止。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伊始，具有强烈的——尽管它有被欧美国家利用的因素——民族主义倾向的“茉莉花革命”如火如荼地在中东地区展开。这是自“9?11”以后，南方国家对主导资本全球化的北方国家的第二轮反抗，更是南北矛盾进一步升级的表现。

矛盾已经激化，接着就是阵营划分。历史似乎又回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基本判断。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全面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观点。毛泽东说：

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 比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113]

与毛泽东时代不同的是，当历史进入21世纪，原来的“第一世界”由两家变为美国一家，由此带来的第二个与毛泽东时代不同的变化就是，在南北矛盾激化的背景下，第一世界与第二世界的矛盾即美欧之间的主从关系也在2011年爆发的中东动荡中悄悄地发生了改变。

在世界治理方面，美国人是欧洲人——具体说就是英国人——“均势”策略学校中的时差时好的学生。美国人用扩大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的方式制衡了西欧并获得在那里的绝对控制权；在海湾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美国保留了萨达姆和本·拉登，美国借此获得了在科威特和阿富汗的石油利益和在那里长期驻军的借口。与美国有意放东欧于苏联是为了制衡欧洲的道理一样，今天看来，为了迫使伊拉克新政权屈从，美国也会有意适度放纵伊拉克反对派武装。目前美国在那里的困境并不源于伊拉克反政府力量的存在，而是源于伊拉克政府与反政府力量间的失衡。如此类推，长期保留利比亚诸派力量的相互制衡并由此形成对班加西当局的政治压力，将是欧美的共识。欧盟方面可以由此获得反对派的忠诚和北约力量进一步在地中海南岸立足，美国方面则可以在其间获得“离岸平衡战略”（off shore balancing strategy）[114]带来的红利，并在地中海动荡中保持世界石油价格——如果它还以美元结算的话——的高位运行。欧美双方的需求为这场战争埋伏了两种结局。一是老布什“海湾战争”式的结局，即在保留反对派与班加西政权的之间的力量平衡，这是对欧盟最好的结局。其次是小布什 “伊拉克战争”式的结局，即由于英法国力不支而使利比亚多种力量失衡，这既能阻止欧盟进一步向中非——法国已在科特迪瓦打好了前站——扩张并与美国在此争利，又能保持英法对美国力量的持续依赖，美国由此重新获得在欧洲的绝对影响力。这是有利于美国的结局。

在远东方面，201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宣布“重返亚洲”，3月26日便发生了“天安舰事件”及随后引发从7月开始并于2011年2月底被迫中止的美韩、美日海上军事演习。美国声称演习针对朝鲜威胁，但从演习由黄海到东海的路线看，美国准备寻衅的对象是中国。

2011年3月11日，日本遭遇了九级大地震，这迫使原计划持续至4月的日美、日韩海上军演被迫中止，美国联合日本、韩国旨在配合美国“重返亚洲”的政策在东中国海的军事演习匆匆收场。

但是，同期发生的利比亚战事并没有改变美国“重返亚洲”的既定政策。美国国防部长盖茨于2011年2月25日在西点军校进行演讲中反对再次向亚洲、中东或者非洲地区大规模派遣地面部队。但在这同一次讲话中，盖茨不忘再次提及中国和俄罗斯军事现代化对美国的威胁。他说：“我们目前面对的安全挑战，超出伊拉克和阿富汗。其中包括恐怖主义和正在搜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恐怖分子，伊朗、朝鲜、俄罗斯和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垮台和正在垮台的政府，中东的革命、网络、海盗、自然和人为的灾难等。”[115]这其中的“朝鲜、俄罗斯和中国军事现代化”，对美国而言，就是美国“重返亚洲”政策所针对的目标；也就是说，自2010年3月“天安舰事件”以来美国及其盟国对中国形成的压力，并没有因中东地区危机和日本地震而减轻。更有甚者，美国在利比亚战事中的力量收缩表明美国“重返亚洲”由政策设计已转为具体的步骤，即美国战略重心转移已不仅仅是一种政策宣誓，而是一种与欧洲正在分头实行的外交行动。

2011年4月3日，美国宣布结束在利比亚的军事任务，美联社评论说，虽然“使命尚未结束”，但美国已“很好地兑现了承诺”。[116]现在我们不知道的是这是一种在什么层面上的“承诺”，如果是类似布热津斯基提到的“美国和西欧始终如一地履行”的那种“承诺”——这是1936年英德之间的“慕尼黑”承诺的翻版，那今天的利比亚问题就不仅仅是利比亚一国的问题，而是全球格局大变动的前奏，这与1935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事件已不是埃塞俄比亚一国的问题，而是全球体系变动前奏的道理一样。

现在回头细细回味，美国与欧洲之间作出类似承诺是可能的。据何新同志在《统治世界：神秘共济会揭秘》一书披露，对世界政治有巨大影响的共济会高级会员于2005年6月在伦敦召开秘密会议，会上提出一个“盎格鲁-撒克逊计划”[117]，其实质是保证白人对有色人，从而北方世界对南方世界的长久统治。“会上讨论最多的话题是中国”，认为中国“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经济上都发展得很快。他们抱怨日本没有做他们本该做的，那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去干扰中国的金融系统。问题是中国在短期内崛起得太快”。据参加这次会议的人披露：“我们正在讨论一个大灾变后的新时代。谁将是主宰者？谁将是被主宰者？这全都与未来的事态有关。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与会者如此不顾一切地急迫地要让这些事件发生在一个确定的时间范围内的原因——不然他们自己就会失败而出局”。这个会议讨论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建立联合的西方极权政府——要做到这一点，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出发，中国必须先被拿掉。”[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