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2011,中东动荡与世界变局（18）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191]可这时的欧美，除了军火，已无“衣”可“授”了。

近乎崩盘似的经济形势，促使北约决意加速解决利比亚战局。7月20日，法国总统萨科齐会见利比亚反对派代表[192]，7月21日，利比亚反对派表示已做好总攻准备[193]。8月4日，法国外长朱佩承认，北约低估了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能力并且低估了卡扎菲军队的抵抗能力，并表示联军会继续对卡扎菲施压。[194]8月5日凌晨北约对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再次发起空袭，8月21日，利比亚反对派武装由米苏拉塔通过海路从西面潜入的黎波里。22日凌晨，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宣布，反对派武装已控制首都的黎波里。该“委员会”执行局主席马哈茂德？吉卜里勒当天表示，预计反对派将在数小时内获得胜利。他说：“全世界此刻都在关注我们。今天我们将欢度胜利。”[195]

这突如其来的变局瞬间打破了各方利益平衡，它出现了既不利于卡扎菲，同时也可能不利于北约的形势。与利比亚反对派的目标不同，北约开战的目的是在地中海南岸打开缺口，实现——与古罗马帝国崛起的路径一致——对地中海南岸形成绝对控制；而要实现这一目的的前提并不是消灭卡扎菲势力，而是控制利比亚；而要控制利比亚的前提不是实现对利比亚的全面占领——不是不想而是目前实在没有能力消化这样的战果——而是促成利比亚的实际分裂。北约知道，利比亚内战双方的共同点是他们都不愿分裂国家，利比亚内战任何一方实现国家统一的结果必然是调头反对北约的干涉。于是，与萨达姆和拉登的命运一样，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欧洲需要有意保留“卡扎菲势力”悬念、扩大利比亚部族势力以保持对班加西政权必要的政治压力，与1945年美苏双方力促“国共和谈”的目的一样，使利比亚各派力量保持可控比例的冲突，北约——首先是英法——在这种冲突中可现实对利比亚的控制。

目前利比亚存在着两种前途和命运，一是利比亚获得真正的统一和独立，另一是北约各国为实现各自利益通过其在利比亚的代理人使利比亚“伊拉克化”。利比亚新政权已开始防止这后一种趋势出现。8月31日联合国利比亚问题特使马丁透露，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拒绝联合国向该国派驻军事人员。马丁说，联合国曾考虑向利比亚派驻军事观察员。但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主席称维护利比亚安全不需要外援。利比亚在联合国的一名外交官说，利比亚发生战斗并非内战，而是人民针对独裁者的自卫行动。他表示卡扎菲被击败后利比亚将无须外部武力协助。[196]

鉴于北约一开始就对班加西武装力量实行限制，这使得第一种前途与利比亚还有相当的距离；而与第二种命运却非常接近。其结果是北约内部，首先是欧美之间在非洲“法绍达”式的利益冲突日益明朗化。当然这并不妨碍它们在面对整个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面对象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时仍会“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197]。

欧美之间的矛盾不仅始终存在而且相当深刻。对此论述最深刻的是列宁。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欧洲就有人提出“欧洲共和国联邦”——这比丘吉尔提的“欧洲合众国”早30多年——口号，列宁明确指出：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成立欧洲联邦，就等于缔结瓜分殖民地的协定。可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实力以外，不可能有另一种瓜分基础，另一种瓜分原则。亿万富翁无论同什么人瓜分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收入”，都不能有别的分法，只能“按比例”（而且还要附加一点：最大的资本要得到比它所应得的更多）。资本主义就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鼓吹在这种基础上“公平”分配收入，便是蒲鲁东主义，便是市侩和庸人的痴想。只能“按实力”大小来瓜分。而实力是随着经济发展进程而变化的。

当然，资本家间和各个强国间达成暂时协议是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建立欧洲联邦，作为欧洲资本家相互之间的协议也是可能的……但这是什么协议呢？这只能是怎样共同镇压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共同保卫已经抢得的殖民地，反对日本和美国，因为日本和美国在现今的殖民地分配情形下是极委屈的，它们的实力在最近半个世纪来加强的速度要比落后的、君主制的、开始老朽的欧洲快得无可估量。整个欧洲，与美国比较起来，可以说在经济上是停滞不前的。在现代经济基础上，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建立欧洲联邦就等于组织反动势力去阻碍美国较迅速的发展。民主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仅仅同欧洲相关的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198]

由此，列宁提出著名论断：

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199]

“绝对规律”基于绝对矛盾。列宁由此得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结论，斯大林同志由此得出在资本主义包围中少数甚至一国也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认识。无疑，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完全可以从列宁揭示的这个规律中得出在资本主义包围中，少数甚至一国社会主义也可获得独立发展的认识。

即使如此，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的发展机遇，在任何时候也是通过最坚决的斗争赢得。西方国家在第三世界面前，他们可以“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但条件是这个对手必须是软弱的。如果当他们感到对手无法战胜时，他们内部就“表现出彼此都是假兄弟”的特征。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整个西方世界都以苏联为敌，试图通过将德国纳粹“祸水东移”苏联的方式来缓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日益白热化的争夺资源空间的矛盾。但在苏联取得斯大林格勒会战（1942年）尤其是库尔斯克会战（1943年）的胜利、苏德战场胜负已成定局后，美国就率先抛弃实力比较弱小的英国，主动与苏联在同盟国中结成针对英国的“暗盟”。这样才有了后来苏联和美国联手建立的雅尔塔世界和平体系。同样，正是中国人民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誓死长期抵抗，才将与日本已接近达成“两国谅解”[200]的美国拉到中国抗战一边，这样才有中国参加开罗会议与英美共同签署《波茨坦公告》并成为远东雅尔塔和平体系缔造国的事实。

当历史进入21世纪后，西方世界欺软怕硬的劣根性一点没变。本·拉登反抗美国霸权近十年，美国动用航母对其予以“按照伊斯兰教传统和习俗”[201]的海葬礼遇，萨达姆装着“反抗”美国入侵仅几个月，美国则对其处于绞刑。与萨达姆同被扣上“邪恶轴心”帽子的朝鲜用原子弹回应美国的高压，美国不仅“承诺将朝鲜从支持恐怖主义名单中除名”[202]，而且还派多名高官多次——即使得不到金正日的接见——到朝鲜进行访问；而此前主动 “弃核”并自觉“与国际接轨”的卡扎菲已被虐杀。

这些都说明，国际和平是国家间的正义斗争而不是“东郭”式的善良和乞求获得的；同样的道理，今天中国如果不能显示出足以扳回历史逆转的力量，那中国也将失去由雅尔塔和平体系追回和保障的包括台湾主权在内的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