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2011,中东动荡与世界变局（19）

六、政策和策略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有了依靠人民的政策，还必须制订出相应的战略与策略。

第一，坚持中国既定的核能政策，最大限度保证中国能源供给的自主性。2011年3月，日本大地震引发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事故，多个国家随后陆续掀起一场有关核能安全性的讨论。据德国媒体报道，5月28日德国有几十万民众上街游行，反对核电站继续存在。德国环境部门5月30日宣布，德国到2022年将关闭国内全部核电站，这将成为全球主要工业化国家中首个放弃核电的国家。[203]瑞士能源部在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核泄露后随即暂停了三座新核电站的审批工作，对其进行安全检查。瑞士内阁还决定对核能设施的审批实施永久性禁令。而为该国提供40%能源供应的现有的五座核反应堆可以继续运转，但在它们的使用年限到期后将不被给予更换。瑞士最新的一座核能反应堆将在2034年到达使用年限。[204]2011年5月17日，申银万国海外研究部TMT资深高级分析师唐明君表示，日本大地震证明核能有潜在的安全问题，因此事故发生后世界对核能的依赖度将下降。申万将未来10年核能增长预期下调14%，上调了太阳能、风能的增长预期。[205]

能源是国家发展的基础，而能源价格又是国民财富分配格局形成的重要杠杆。1980年中国石油进口量只有82.7万吨，到2008年进口量已迖2.392亿吨，增长了近300倍，年均增长近10倍，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进口量明显加快。1996年国内原油和成品油进口额分别为34.07亿美元和23.85亿美元；到2010年，该两项进口额增长了1351.51亿美元和223.43亿美元，分别增长了39.67和9.37倍。2007年中国国内需求对石油进口的依赖程度已超过50%。按照能源安全标准，当国家对国外石油依存度达到40%～50%时，当为不安全状态，超过50%则为危机状态。用这个标准衡量当前我国石油进口依存度“已经过高，存在一定风险”。[206]如果考虑到目前国际石油价格控制权掌握在欧美国家手中，因此，这种能源风险在相当的情况下还会转化为金融风险继而政治风险。这种风险多集中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非石油输出国。

我国煤电占总发电量的80%以上，煤电为保障我国能源自主做出巨大的贡献，但大量发展燃煤电厂给煤炭生产、交通运输和环境保护带来巨大压力。这迫使中国必须在不影响能源供给自主性的前提下调整能源结构，提高核电水平。可以预计，日本福岛核泄露事件后西方国家将会以“新能源”的名义推动南方国家放弃或削弱核电的舆论导向。其目的是将高速发展的亚洲经济被迫捆绑在由欧美控制的石油价格上，西方通过操控石油价格变相掠夺亚洲经济发展带来的国民财富，由此化解西方国内经济危机带来的政治危机。2011年4月，国际能源署总干事田中伸男说：现在“因为核电危机，日本运行的核电机组减少了。但是当经济活动重新回来，日本开始进入重建，那个时候，他们就得从寻求核电转移到原油以及天然气。我们调整了我们的预期，对日本的油气需求调高了150000桶油当量一天，这是我们对日本替代核电所需石油的预期。”[207]日本核电占总发电量的30%以上，削弱核电的结果必然是日本国民财富向操控石油价格的西方国家大幅转移。如果中国也盲从“弃核电”舆论，其恶果要么是中国向传统煤电回归，加重中国本已非常脆弱的生态环境的恶化[208]，要么就是中国在GDP的统计数字上升的同时，我们的国民财富却在天价的石油进口中变相让渡于西方。我们要防止这样的恶果在中国发生。

目前中国正在提高核电比例，以改变传统的以煤电为主的电力配置格局。与日本不同，在核电方面，中国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目前世界各国核电站总发电量的比例平均为17%，核发电量超过30%的国家和地区至少有16个，美国有104座核电站在运行，占其总发电量的20%;法国59台核电机组，占其总发电量的80%；日本有55座核电站，占总发电量的30%以上。中国现已投产核电装机容量约900多万千瓦，仅占电力总装机量的2%左右，比例很低。中国国家核电中长期的规划目标是：到2020年，核电装机容量达到全国电力总装机容量的4%左右，力争2020年核电占电力总装机比例达到5%以上。[209]比较而言，中国核电发展不仅有后发优势，而且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这是未来中国能源自主因而决不能轻言放弃的重要保证。

第二，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持党和国家在社会政治经济活动中的绝对权威。其实，2011年发生的所谓“茉莉花革命”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它是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由西方推动的意在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政治动乱的继续。20世纪80年代欧洲出现“东边日出西边雨”形势，一方面是欧洲统一加快，另一方面则是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动荡加剧。1980年波兰出现政治动乱，一些社会主义政党对国家政治的领导权由此开始松动。其结果是东欧所有社会主义政权瓦解，苏联在放弃社会主义性质后自行解体。

但是，在这巨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群体坍塌中，只有中国是个例外。在中国不仅没有出现当时一些从政治体制方面唱衰中国的人预言的所谓“崩溃”[210]而且还获得了迄今仍未止步的巨大发展，究其因是由于中国坚持党对国家政治的一元化领导。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同志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讲话时对此说得明白：“我们在改革中遇到的难题比在开放中遇到的难题要多。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我们要坚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是美国式的三权鼎立式的制度。”[211]

进入新世纪后，西方以“反恐”为名，又将政治颠覆的目标瞄向所谓“邪恶轴心国家”，其中主要是伊拉克、伊朗和朝鲜等[212]。结果美国还是“柿子检软的捏”：伊拉克随萨达姆被绞死而出现了有利于西方的政权更迭，而伊朗和朝鲜不仅没有出现当时一些人预言的所谓“政权崩溃”而且其政权更加坚如磐石，其外交更具攻势。究其因是由于这两个国家对西方的渗透颠覆进行了坚持的斗争，美国还随朝鲜的两次核试爆而向朝鲜“承诺将朝鲜从支持恐怖主义名单中除名”[213]。

2011年伊始，西方又开始推动意在中东地区“改朝换代”的所谓“茉莉花革命”，其结果是东地中海南岸国家出现了群体性的政权更迭和西方对拒不服从的卡扎菲政权的军事打击和政治颠覆。

值得从利比亚战事汲取和总结的教训是，与目前的朝鲜不同，而与我们中国人曾经历过的学习西方反受西方入侵和欺侮的经验相似，目前卡扎菲领导的曾是一个力争在西方眼中争当“标兵”的政府，卡扎菲曾于2003年主动“弃核”同时还劝说朝鲜也与其采取同样行动，现在已为其对西方的误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2011年3月30日，俄《论据与事实》周刊刊登对卡扎菲一位亲信官员的独家专访。这位官员说：“他（卡扎菲）亲眼目睹，米洛舍维奇死在狱中，而萨达姆被活活绞死。卡扎菲别无退路，所以他将战斗到底。” 在回答“卡扎菲现在感到后悔的是什么？”时，这位官员回答说：“他只是后悔当初中止了核武器研制工作。现在所有人都害怕去动朝鲜。如果拥有核弹的话，也没人会入侵我们。” [214]

如果将由20世纪80年代波兰“团结工会”事件开始连续发生的波及整个第三世界的所谓“颜色革命”的后果联系起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这次中东动荡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西方针对整个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的国家政权以实现欧美联合主导世界计划的重要内容。2011年5月13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接受《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采访时，直言美国“重返亚洲”肩负的核心使命。在谈论中东问题时，她主动谈到中国，称，“我们并不因为中国人权纪录糟糕就拒绝与其打交道，我们不拒绝跟沙特打交道……”“他们试图阻止历史，这是‘a fool's errand’（徒劳的）。他们办不到，但他们要坚持尽可能长久。”[215]中国一些学者认为这是希拉里的“外交失礼”[216]。如果联系希拉里“重返亚洲”的高调讲话和苏联解体后欧洲统一进程的接近完成，再到目前的中东动荡及利比亚结局，笔者却从中读出希拉里那意在颠覆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分裂中国的志在必得的杀气。

现在美国人为西方国家打前站来到远东并向中国放出挑战信息，根据前述历史经验，中国战胜这一挑战的最有成效的经验，就是强化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政治的一元化领导，特别是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对西方反华势力的软硬威胁和打压，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