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2011,中东动荡与世界变局（2）

[内容提要] 2010～2011年影响中国安全环境最大的事件是美国重返亚洲和中东动荡及北约对利比亚的军事打击行动。这说明欧盟和美国有了抛弃雅尔塔体制并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欧美共治世界体制的战略意图。在苏联解体和欧洲接近完成统一后，美国便将战略重心移向亚洲，其目标就是中国。作为回报，利比亚之后的欧盟也将会在远东，尤其在中国问题上，与美国保持相当程度的合作。美国与欧盟正在进行着新的战略分工和利益分配，世界力量正在进行着重组。对中国而言，真正的挑战正在来临。

[说明] 本文是笔者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撰写的2011年《战略思想报告》。该报告主要内容刊于《太平洋学报》2011年第8期；全文刊登于春秋综合研究院主编：《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2010年初，美国高调“重返亚洲”并与韩国、日本等在中国海[1]及其附近海区连续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2011年初，“茉莉花革命”[2]由突尼斯起，开始在中东地区[3]如火如荼铺开，导致包括埃及在内的多国政权更迭以及接踵而至的北约对利比亚的军事打击，这两年接连发生的事件，具有世界政治格局转换的“关节点”性质，值得高度关注和研究。

一、世界政治格局正在发生逆转

2001年“9?11”事件开始，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进行了近10年的军事行动，严重削弱了美国的国力，2008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更使美国经济形势雪上加霜。小布什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失利使奥巴马上任之初不得不放弃小布什时期军事加单边的强势外交，转入新尼克松主义轨道[4]。但从2010年起，美国外交风云突起，希拉里·克林顿于1月发表“重返亚洲”讲话，随后便发生了“天安舰事件”及美韩在中国海及附近海域进行的大规模的海上联合军事演习。这些对奥巴马推行有利于美国的新尼克松主义外交路线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迫使奥巴马在东亚采取符合美国军火和能源财团利益的攻势政策。

如果比较一下美国自奥巴马就职以来的外交政策，我们会发现，从2010年始美国外交出现转向，即从奥巴马就职初期带有尼克松主义色彩的有节制的外交路线已经屈服于咄咄逼人的带有奥尔布莱特色彩的外交路线——奥尔布莱特时期的外交本身就带有两个“克林顿”即时任总统的威廉·克林顿和他的夫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影子。

2008～2011年全球从经济动荡发展到政治动荡，使世界大势进一步向不利于美国的方向转变。在北约打击利比亚的军事行动中，美国罕见地主动放弃在北约军事行动中的指挥权，这是自苏联解体以来西方世界内部出现的一个重大的变化，它折射出欧洲与美国之间力量对比出现了接近布热津斯所说的“1+1” （美国＋欧盟）[5]的变化，以及由此出现的欧洲在世界政治中初步显现相应的攻势。迹象表明，自苏联解体迄今的美国，已是虎落平川，而自苏联解体迄今的世界格局[6]，已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研究当今世界的变化，需要从雅尔塔体系说起。

和平体系本质上是一种法权体制，而法权体制在历史上多是暴力的结果。我们知道，当代世界和平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即苏联、美国、中国、英国等建立的雅尔塔和平体制。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其中的英国是反法西斯同盟国中唯一的在获得战争胜利的同时其海外殖民利益在战后又被同盟国变相剥夺了的国家。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知道了英国及欧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实际受损者，他们被剥夺的不仅是一些海外殖民财产，而是整个曾由英国及欧洲主导的世界和平体系即“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要颠覆这个体系的不仅仅是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其实还有美国、苏联等。只是由于德、日、意三国率先向英、法发难，这才使美国和苏联得以利用欧洲内部及日本和欧洲的矛盾，联合丘吉尔领导的英国和戴高乐领导的法国抵抗组织在击败德、日、意后，再反过来逼迫英、法放弃东欧及欧洲以外的殖民地。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世界法权体制被称为雅尔塔体制，在此体制上形成的世界和平体系被称为雅尔塔和平体系。

雅尔塔和平体系形成的起点是1943年底的德黑兰会议和1945年初的雅尔塔会议，其终点是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事件。在德黑兰会议上美苏迫使丘吉尔同意从法国诺曼底开辟第二战场、东欧交留苏联解放的决定，意味着东欧被划入战后苏联的势力范围。欧洲被东西切断，意味着从地缘政治上粉碎了支撑欧洲世界霸权的核心和基础。雅尔塔会议基本上解决了战后和平体制安排问题。此后就是美苏暗中推动的世界范围的民族自决运动，由此英国和法国的战前海外利益被剥夺殆尽。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事件”[7]发生，美国与苏联联手逼迫英国和法国退出埃及。失去埃及，欧洲也就失去了地中海。这个结局对曾由欧洲人主导的世界体系无疑是最后的挽歌。失去东欧，欧洲只是分裂出一半，而失去地中海，欧洲就失去了它在历史上曾拥有的全部辉煌。明白了这点，也就明白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和德国都将防御的重点放在地中海南岸的原因，以及1956年英法被逼退苏伊士运河对于欧洲的意义。埃及是地中海南岸的支柱国家，失去了埃及，也就失去了地中海南岸，失去了地中海南岸，欧洲也就失去了整个世界。当时英国麦克米伦首相在与朋友共进午餐时望着窗外木然地挥挥手说：“这是我们美好的文明；很可惜，这一切都完了。你知道，到1957年底，我们所知道的西方文明都要完了。我设想在布尔什维克统治若干世纪之后，还会产生一种文明，但是我不知道它将是什么样子。”[8]当时有英国学者评论1956年纳赛尔总统宣布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的决定是“标志着一个时期的结束，另一个时期的开始”[9]。1974年5月25日，毛泽东在与英国前首相希思会谈时提到艾登时说：“他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吃了大亏。”希思回答说：“是的，吃了大亏。”[10]

苏伊士运河事件的结局让欧洲人始料不及，对欧洲世界霸权来说更具毁灭性。H.斯图尔特·休斯在《欧洲现代史：1914～1980年》一书中写道：“在20世纪之初，人们仍然认为欧洲的领先地位是理所当然的。几乎所有的欧洲人，还有大多数非欧洲人，都认为这个小小的大陆，将继续在世界事务中起主导作用，就像前四个世纪那样。很少有人察觉到欧洲的世界霸权的末日已经在地平线上露头。”[11]苏伊士运河事件后，美国专栏作家李普曼说，它“引人注目地显示了”欧洲已不复存在任何强国。一个大陆在铁幕前四分五裂，被分成一些弱小的依赖他人的国家，它们“无论在外交上还是军事上都无法坚持自己在外部世界的切身利益”。[12]中国欧洲史学者惠一鸣教授补充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曾尽力阻止这一历史过程继续发展下去，但是遭到了惨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爆发后，欧洲人才终于明白，在这个巨大的历史变迁面前，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适应新时代。”[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