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说明的是,欧洲实现统一并不是由于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欧洲人像印度阿育王[24]那样“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结果,而是由于欧洲自身分裂导致其屡失世界霸权的经验使然。欧洲人在统一欧洲本土的同时,一刻也没有忘记在他们撤出的其他如南亚、东亚、非洲等地区持续制造分裂并使之进一步碎片化。从苏联解体直到最近的苏丹分裂、利比亚分治等欧洲之外的世界持续破碎与欧洲本土持续统一同时并进的现实,迄今还在继续并正在从中东向东亚推进。
如果说1972年美元和黄金脱钩,动摇了美国的经济基础,但美国迅速抓住中东石油,使石油成为比黄金更有力的美元信物。石油美元使美国渡过了当时的危机。现在,美国要从中亚撤退了,这意味着美元将与石油脱钩,而中亚石油一旦不以美元结算,那美元就与纸张无异。现在这样的形势出现了:2008年美国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和2010年8月31日从伊拉克撤出战斗部队,这让世人对美元信心发生了动摇——这恰恰又是自丘吉尔“铁幕演说”以来欧洲人梦寐以求的结果。当年坚持支持美国的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在其出版的回忆录中表示他并“不后悔当初做出参战的决定”[25]。布莱尔在该书的序言中说得更直白:“我想改革英国,使它保留20世纪初、身披世界最强大帝国斗篷的骄傲,同时,面对21世纪的到来,不会由于那件斗篷不再合身而自觉失落和衰退。”[26]布莱尔的话一般的英国人读不懂,但能让长眠于九泉之下的丘吉尔感到欣慰,让罗斯福、马歇尔感到痛心。如果我们了解二战前英国那呼风唤雨的历史,就不难理解布莱尔这句表面顺从的话中包含着英国人对美国人的那刻骨铭心的仇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体系的转换,惠一鸣教授有一段非常辩证的精彩评论,他说:
超级大国的诞生与欧洲的衰落是同一个历史过程的两个部分,存在着紧密的因果关系。没有欧洲的明确衰落,美国与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就很难体现出来,而没有超级大国的诞生,欧洲在世界体系中的衰落也不会表现得象今天这样明显和确切,历史性的交替超越也就不会发生,与之相连的一系列历史变迁也就不存在了。这个一兴一衰的历史过程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27]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迄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光阴荏苒。现在读起这段文字时,时间仿佛发生倒流:今天欧洲崛起似乎与美国的衰落也是 “同一个历史过程的两个部分,存在着紧密的因果关系。”没有美国的明确衰落,欧盟的大国地位也“很难体现出来”。
2008年的世界真是“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28]。此时的美国已被伊拉克战争拖得精疲力竭,而欧洲的——用奥巴马的比喻就是“从诺曼底(Normandy)到巴尔干(Balkans)到班加西(Benghazi)”[29]——统一进程却在大幅推进且接近完成:上半年(2月17日)科索沃“独立”并很快获得欧美外交承认,这使欧洲统一进程在地中海北岸的巴尔干最后收口,下半年(7月13日)欧洲召开首届地中海峰会,决定正式启动萨科齐竞选法国总统时提出的“巴塞罗那进程: 地中海联盟” 计划。从当时会议现场照片[30]看,此时的欧洲人大有一种“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31]感觉。在他们眼中,历史似乎正在从“雅尔塔体系”向欧洲人久违了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回归。与20世纪初期欧洲主导世界形势不同的只是,21世纪初的世界体系的主导权尚在美国手中,因此,如果以主导权优先原则排序,它应该被称为“华盛顿-凡尔赛体系”。这个转换过程在欧洲大西洋地区接近完成,接下来就是亚洲太平洋地区。
战略转移在任何时候都意味着战略空间和资源空间的让渡,美国显然决定将欧洲放还给欧盟。关于此,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已对“跨大西洋体制内权力分配”有了说明:
美国的总目标对美国而言,主要问题是如何建设一个以法德关系为基础的欧洲,一个具有生存活力、与美国始终联系在一起并能扩展合作与民主的国际体系范围的欧洲。美国的全球首要地位的有效运作主要依赖这一体系。因此,这不是一个在法德之间作出取舍的问题。缺了法国或德国,便不会有欧洲。
从前文所述大体上可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1.美国必须介入欧洲统一事业,以补救已在削弱欧洲活力的内部士气与目标危机,克服欧洲普遍流行的关于美国最终并不赞成欧洲真正统一的疑虑,并为欧洲联合事业注入必要的民主兴奋剂。这就要求美国就最终接受欧洲是美国的全球性伙伴作出明确的承诺。
2.从短期看,在策略上反对法国的政策并支持德国的领导地位是有道理的;从长远看,倘若真正的欧洲确实应运而生,则欧洲联合必须具备更鲜明的欧洲政治和军事特性。这就需要逐步对法国关于跨大西洋体制内权力分配的观点作出某种迁就。
3.法国和德国均未强大到可单独建设欧洲或同俄罗斯解决在确定欧洲地理范围方面的固有麻烦。这便要求美国有力地、专注地和义无反顾地参与进来,特别是与德国人一道来确定欧洲的范围,并以此应付诸如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和乌克兰在欧洲体系内的最终地位等这些特别是对俄国来说十分敏感的问题。[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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