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中国对外关系的新形势与新挑战（7）

中国的对外关系如何调整

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国的对外关系的调整问题，我们前面看到全球的局势进入了新的动荡期，会不会出现一个新的格局，还不能判定，但是新的力量是正在出现，我们后来一系列的问题大家看到变化。中国和世界感到的重新定位，我们在这里面包括我们对世界的影响全面上升，现在你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在谈中国，谈中国的影响。尤其是我们现在经济实力很强，中国的企业走出去，中国的公民旅游、就业、学习，对全世界的影响非常大。因此我们相对看到涉及到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的恶性事件，绑架事件越来越多，这是不奇怪的。

我是最近两年到非洲、拉丁美洲访问，确实看到这一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与此同时世界对中国的期望值在提高，就是他所讲的期望中国在国际事务当中发挥更多的领导作用，我是去年在阿联酋开会，美国的前驻联合国大使，能源部长，在会上我们有一个对话和交流，他说中国现在已经成长成一个大国了，不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已经成为一个超级大国了，你不能够再像过去躲避在大国的背后，现在中国需要承担责任的时候，你承担责任对我们来说就是要付出代价，你要发挥领导作用。怎么办？我当时对它的看法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我认为中国的发展，因为人口多，确实人均占经济的总量很低，很多问题也亟待解决。我们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就是对全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最大的贡献。

我们就当前来说，还面临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我简单的总结就是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民主化同时发生的这样一个关键时期。你想我们的内部的挑战有多少吧？因此我们怎么样做到内外的平衡？就是国际的义务、国际的责任、大家对你的期待，和我们内部的需要怎么样来进行平衡呢？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

从对外关系调整方面来看，有三个问题可以讲，第一个战略机遇期的问题，第二是韬光用晦的问题，第三是大外交的问题，简单讲一讲。

我们在90年代苏联解体以后，中国的外交是长期按照邓小平所制订的24字方针去做的，就是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用晦，善于守拙，绝不当头，有所作为。基调是韬光用晦，这个你和外国人讲他们听不懂，这是中国的传统智慧，就是低姿态，不扛旗，不树敌。在我们事关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主权的利益方面还要有所作为。现在中国强大了，中国现在的国力和二十年前相比应该有大的提高了，我们现在需要改变我们政策吗？韬光用晦的政策吗？我想这里面中央的政策已经比较明确了，对待外部的期望值，对待我们国内的压力，我觉得坚持韬光用晦的政策大概不会变化。但是同时在这些问题上要有所作为。

第二战略机遇期的问题，我们十六大提出来，在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们来说是要紧紧抓住，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这个机遇期我们最近几年，我们和大国关系上，特别是和美国的关系上发生了一些大的事件和变化，周边的国家出现一些调整，是不是以为我们的机遇期不存在呢？现在看来看去，我觉得战略机遇期并没有过去。我们还是要以国内事务为中心，把我们主要的精力集中在国内的发展上，解决我们现阶段出现的各种矛盾上，在对外事务方面，我们还是在某种程度上要低姿态，我们国际环境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这个我觉得现在是比较清楚的。

第三个问题，就是讲大外交的体制，大家可能在学习当中注意到，2006年，中央曾经召开了建国以后第一次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这个外事会议是非常重要，层次非常高。过去我们都是开什么会议啊？驻外的使节、官长回北京述职，和北京领导人会见。这是第一次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不仅有涉外部门的人参加，而且有各地方的负责人，党政负责人参加。这个是纳入到国家战略方面来讲了，当时提出来，要建立整体的外交体制，要提高外交能力。这里就涉及到我们充分发挥政府主渠道的作用，加强和改善政府和人大、政协、军队、地方民间团体在地方交往中的作用，形成外交工作的合力。这就有一点了，大家都做外交工作是没错的，但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对外的政策怎么相互协调？怎么样相互之间来配合？2010年中国外交当中，首先是中美，美国售台武器的问题引发了我们一些军方的学者、专家的发言，这个话说的比较猛的，有一些太过于激进了，可能根据国外的评论和我们的一些研究，认为对我们外交政策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但是这个问题关键怎么看，我们政策协调机制怎么样？从美国的经济体制看，他外交有不同的声音，尤其是总统、行政班子和美国国会的调子是不一样的的。这种不一样是不是影响了美国整个对外政策？有人说美国一个是唱红脸，一个是唱白脸。唱白脸的是美国国会，批评指责攻击比较多，要求你让步，不然我要进行制裁；你看美国白宫、国务院的发言人非常温和，他发现他是不一样的。这样的调子我觉得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容忍一些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发言？这样最终可以形成外交的合力，反而有助于我们来加强外交呢？我觉得这个思路可以探讨，但是这个方面，尤其我们的体制特点出现一些新的变化，有不同的声音，我们现在可能还不太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