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国对外贸易顺差虽然达到1500亿美元,但单对美国的顺差就达到2000亿美元,也就是说,和其余国家地区贸易总额是逆差,这种出口目的国结构相当不平衡,因此今年要努力对其进行调整,这也就是“对外改革”的第一点。中国应当向一些新兴工业国增加出口额,如巴西、印度、澳大利亚、东盟十国等。要尤其地重视去年年底刚刚加入WTO的俄罗斯,因为它将按照要求逐步消减关税,更多中国产品打入其市场也就有了更大的可能。总体来说,改革出口目的国结构就是要化整为零,改变以前美国、欧盟、日本占外需绝对主体地位的局面,创造新的出口增长点,同时增加进口,确保收支平衡。
“对外改革”的第二点,就是要在今年努力坐实东盟十国与中日韩三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区,即所谓“10+3”。这些国家间之前就有相关贸易基础,但为应对美国最近几年来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这更是一项意义深远的举措。TPP包括美国和南美、大洋洲、东南亚的其他八国,共占全球生产总值的27%,目前寄希望于占全球生产总值9%的日本加入,从而建立起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然而,这个协议并未邀请中国加入。因此,为和TPP竞争,中国应和东盟以及近邻日本、韩国及早坐实“10+3”自由贸易区,建立重要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相互间减免关税,降低贸易成本。
此外,做好人民币逐步国际化的准备工作也是重点之一。国际货币有计价单位、交换媒介和价值储备三种职能。今年应该争取在东北亚、俄罗斯、朝鲜、东盟等边境市场上,实现人民币至少作为计价单位和部分交换媒介出现。当然,人民币要在国内资本市场充分完善之后再国际化,不能操之过急。至于作为价值储备,则要静观资本市场未来态势。
对内开放:
拉动2012年国内经济市场
国内消费者常常有这样的困惑:一件东西如果在国外购买,按理说因为成本高应当比在国内买更贵,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因为国内地区间存在着顽固的贸易壁垒。与国际间贸易清楚明白的成本核算相比,国内市场除了壁垒高、关卡多这些显性的因素,当地隐性的保护政策也常常成为某种商品增加成本、难以打开一地市场的重要原因。因此,当务之急是要减少直至破除这种地区间贸易壁垒,也就是所谓的“对内开放”。除此之外,“对内开放”还包括利率市场化,然而这和人民币国际化一样,尚不能操之过急,要等国内银行市场稳定开放利率以后方可进行,否则会导致市场崩溃。它不一定要在今年实现,但可作为长期“开放”的目标。
对于拉动2012年国内经济,一贯听到的建议是“增加消费,拉动内需”,而余淼杰提出“增加投资,拉动内需”,认为这应成为短期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在中国目前面临的外需疲软的情况下,增加内需是绝对正确的,但不是通过消费。因为消费增加的前提是老百姓收入的增加,而我国居民今年收入并未见得比去年有明显增加,即使有了明显的增加也不见得就会明显增加在消费上。在农村,居民消费能力本身非常有限;而在城市,由于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完善,医疗、教育、住房等的巨大压力使居民有预防性储蓄动机,更倾向于将钱存起来待用,这也是我国高储蓄率的原因。由此看来,短期内通过消费拉动内需是不现实、不科学的。
因此,现在拉动内需应当靠投资这驾马车。去年国家采取积极的经济政策,加大了国家投资额,而今年应当给予更大力度,将财政更多投入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尤其是中西部地区这方面建设和东部相比还相当落后,应当给予更多倾斜,确保地区间发展趋向平衡。另一方面,拉动内需还要做到适度减少企业税收,降低税率,使得企业尤其是新兴的创新型产业利润留存增加,这样才有动机也有可能扩大生产、拉动内需。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有一句名言:“生产力不是一切,但在长期中近乎一切。”提高企业生产率是经济长期持续发展和社会进步中最关键的,否则其只是一种粗放型的增长,不符合长期可持续发展战略。提高企业生产率有两点要求:第一,是要增加企业的研发投入。一般来说,企业研发投入有两种,一种投入到产业链工序中以减少成本,而另一种是创造新产品。两者之中,后者所创造的新产品和国外同类产品相比并不一定有优势,所以应当更加致力于改善生产工艺。第二,便是要进行产业的转型和升级换代。目前我国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类型是劳动力密集型,但与此同时技术层面也要提高,努力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这样中国就不一定只会生产和出口衬衣,而可以生产出附加值更高的产品。如果能做到这一点,落后的产业就会逐渐被淘汰,更新、更好、附加值更高的产业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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