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称个体户发展遭遇“制度性冷漠”（3）

个体户问题已经从改革问题转变为社会公平公正问题

面对个体户所遭遇的种种困境，有人曾评价，这是个从“改革先锋”变成“改革弃儿”的群体。

张道阳则察觉到，30多年来，个体经济的形态并没有多大变化，但这个群体的组成成分已经改变。

他的感觉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作为最先冲破传统体制的力量，个体经济比传统的计划经济高效得多，而其参与者也是那个年代最渴望经济自由的一群人。但改革至今，多层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呈现，个体经济变成弱势的经济形态，并不会给政府贡献太多财政收入，其组成成分也转变为以谋生、糊口为主要目的的城市底层群体，特别是大量进城务工、创业的农民工群体。

这意味着，个体户问题已经从改革问题转变为社会公平公正问题。

张道阳遇见过一个年轻的个体户。这个22岁的年轻人这样描写自己的生活，“从7岁开始我的生活就不那么明亮了”。他从小陪着父母在菜场里做生意，还要照顾风瘫的爷爷。还是小学生的时候，他便在作文里许愿：“希望有一个可以安心奔生活的地方，让每个人都可以勤勤奋奋安安稳稳地过上他们的日子。”

一篇2009年发表、题为《北京外来农民个体户经营现状调查研究》的论文指出，进京的农民个体户年平均利润呈逐渐下降趋势。90%以上的受访者提到，以前随便做点生意都赚钱，现在却是稍不努力就赔钱。

另一个现实是，政府对于个体户的扶持政策面临“制度性冷漠”。

据张道阳观察，每年进行就业统计的时候，往往会把个体户的数字纳入中小企业计算，而要扶持中小企业的时候，登场的却都是衣着光鲜的企业家，不会再有人“搭理个体户”。

“扶持对不上口，人家哗啦哗啦打麻将，没人陪你打扑克。”张道阳解释道，某些政府部门分配社会财富的过程，往往是谁有能力谁争取，而个体户“连争取的能力都没有”。

“归根到底还是发展观的问题。很多官员想的是，这些人对GDP没有多大贡献，对财政也没有多大贡献，为什么要扶持他们？更何况，他们当中很多还是外来的农民工。”张道阳说。

《北京外来农民个体户经营现状调查研究》一文还指出，城市中的经营性房屋租金越来越高，很多农民个体户不得不集中到四环甚至五环外，或者在城市中做流动摊贩。

张道阳的几个高中同学，在中关村最红火的时候租了柜台挣了点钱。有眼光的买了柜台，如今还能经营下去。另外两个人则选择了离开，因为房租把绝大部分利润都吃掉了。他们对张道阳说，在中关村买东西，恐怕一半以上都是消费陷阱，没办法，“不骗，就干不下去”。

回到老王，他的小铺子有30多平方米，搭在成都市的一座立交桥下面，每月要交的租金是1000多元。这是他奔生活的地方，也是他的“家”。他和父母以及上初中的儿子4个人都住在铺子里。在干个体的前两年，他挣了两三万元。老王曾经想，再挣上几万块钱“就能买房子了”。

“现在？买房？想都不要想，这是啥子生活喔！”39岁的老王愤愤地对记者说，“我干了10年喔！”

“过去老百姓讲‘吃瓦片儿’的成了现在的食利阶层，而那些个体户忙碌终日却难有回报，说明现在这个分配体制是有问题的，缺乏活力的。”张道阳谈起同学和老王的境况，“过去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整个蛋糕做得很大，强势者吃完了，还能剩下一块儿，别人也够吃。现在速度要降，强势者如果还像以前那么吃一大块，这上亿的处在弱势的个体户还分什么啊？”

他注意到，在美国纽约市曾发生过一件与小商人有关的事情。

有议员提出，对纽约一直允许的占道经营加以“有条件”限制，结果被大部分议员否决，理由是，取缔占道经营将使一部分“新移民”、“小生意从业者”的生存权利受到“可想而知的伤害”。

目前，纽约有超过1.2万名有执照的街头小贩，86%都是外来移民，其中人数第二多的恰恰是来自中国的小商贩。

张道阳评价道，一个穷人过不好的社会，富人同样不会过好。而对一个国家而言，“公正地尊重和维护每个公民的发展权比什么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