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把“创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4）

社会科学的创新不是一个宣言，更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一种包含着丰富内涵的生动活泼的理论创造、理论发展过程。当前时代和实践所需要的创新，起码包括以下基本内涵：第一，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和社会实践，对前人的基本理论观点进行创造性的丰富和发展，做出符合时代和实践要求的新的阐释和说明，其中包括修正某些不完善的观点，摒弃某些陈旧的观点，创造适应新情况的观点。第二，积极吸纳自然科学以及其他一切科学门类的丰富营养，深入借鉴世界各国的社会科学成就，真正站在世界科学技术革命的前列，以宽广的世界眼光实现传统社会科学从内容到形式的自我超越和突破。第三，大胆改革传统的研究方法，实现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创新。以上几个方面的理论创新，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整体，多角度、立体型地推动着理论繁荣和进步。

六、要为社会科学的创新的建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理论创新是一项特殊的劳动，它需要一种良好的人文社会环境和时代条件。只有在宽松的、健康的政治民主和宽松的学术民主氛围中，才能够把社会科学不断推向前进。在理论“棍子”、“帽子”、“袋子”、“状子”的环境中，是不可能进行创新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高度重视创新的社会环境问题，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要求：“大力营造理论创新的社会环境，反对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

中国是在经历了漫长的封建专制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难免在某些方面还残留着封建影响和遗迹，如“文字狱”、“语言罪”、“一言堂”、“唯尊者讳”、“唯上者讳”等。在新中国过去的历史实践中，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和遗迹往往以花样翻新的形式表现出来，如理论研究中“唯上”、“唯书”、打棍子、戴帽子、装袋子、告状子的现象，曾经长期存在，教训惨重。如1957年“反右”扩大化问题，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上书的“右倾机会主义”问题，20世纪60年代哲学研究中对杨献珍“合二而一”的批判和围剿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推向了极端，不计其数的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因言论、思想而挨批、投入囹圄甚至被整死。张志新、遇罗克、史云峰等因“言论”而获罪被枪决，则是成千上万类似案例的典型，由此形成了“嘴乱动，头落地”的恐怖社会气氛，也更使我国在理论界得了一种“创新恐惧症”，似乎凡是与上级领导不一致就是反党，凡是与经典著作不一样就是反马列。一句话，就是不能有不同的声音，更不用创新了。在这种情况下，理论工作者能够做的，似乎就是搞注释和解说，真是“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5]

20世纪70年代末真理标准的讨论打破了这一窘迫局面，清算了封建主义遗毒。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次日，《光明日报》以“本刊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全文刊发，新华社也向全国媒体发了通稿。该文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思想僵化、言论专制主义进行了针对性地批判，旗帜鲜明地提倡解放思想、打破禁区、实事求是，深刻论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激起千层浪，一场声势浩大的关于真理的标准的讨论在全国兴起，为思想理论上的广开言路和社会科学的创新打开了崭新的局面，也更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和改革开放帷幕的拉开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笔者当时对真理标准的讨论欢欣鼓舞，坚持拥护。[6]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迎来了社会科学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新时代，纷纷认真总结我国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深刻历史教训，为了促进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与创新，必须建立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邓小平同志生前一方面反复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对随意打棍子、戴帽子的现象深恶痛绝。1992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上海接见香港某知名人士时说：“我叫一些人把帽子工厂赶快关闭，帽子拿来我来戴。”邓小平不仅坚决反对随意打棍子、戴帽子现象，而且也提倡“不争论”，甚至说“不争论”是自己的一大发明。凡事一争论，就可能冲击宽松的学术环境，甚至阻碍改革开放实践的顺利进行。

形成宽松的社会环境和宽松的学术氛围不能高唱空头口号，而是要扎扎实实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有两个情况尤其是要予以关注。

一是在理论创新问题上不能“唯上者尊”、“唯贵者尊”，更不能“人微言轻”甚至“人微言罪”，而要在创新面前人人平等。在现实生活中有个奇怪现象：同样一个观点，大人物说了就是“伟大创新”、“发现真理”，而小人物说就是问题，就要被指责、批判。

二是不要使创新者成为“早鸣的公鸡”。公鸡如果在早晨五六点钟叫鸣，讨主人喜欢，长养好喂。如果七八点钟叫鸣，主人就把公鸡看作没用的东西，杀掉吃了；如果在三四点钟叫鸣，则会惹得主人讨厌，干脆宰了炖汤喝。有人说，搞创新型研究的人，犹如早鸣的公鸡。这多么可怕呀！例如，较早提出中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较早提出所有制改革的人，曾在较长时期内受到批判和指责。更无不可思议的是，即便是后来中央文件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并出台了相应的政策之后，而较早提出这些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的专家，似乎还是有“问题”。因此，我们的社会要善待和爱护进行创新型研究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决不要使我们的创新型研究者成为“早鸣的公鸡”。

社会上往往存在着不尽人意、或者说不公正的事情。例如，在我国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风险和难度最大的是所有制改革，取得成就最大的也是所有制改革，所以我形容“所有制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珠穆朗玛峰’和‘马里亚纳海沟’”。在所有制改革中存在着两条战线：一条是务实战线，即在实践中推进国有企业产权变革、或者是直接投资发展私营经济的战线；另一条是务虚战线，即在理论上研究、呼吁国有企业产权变革和私营经济发展的战线。这两条战线的目标是殊途同归，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积极促进经济发展。但结果却发生了极大的差异，甚至南辕北辙。一些人直接掌管和操作国有企业产权变革的人，虽经过这样那样的艰难险阻，但最后有了收获，有的成了国有企业的持股人、控股人或高层管理者，有的经过MBO(管理层收购)方式成了企业大老板；实际从事私营企业的人，虽经历了这样那样的风风雨雨，但最后大多成为百万、千万甚至亿万富翁。务实战线的成就较大和知名度较高者，许多被评为改革风云人物，不少进了各级人代会、政协、工商联参政议政。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一些较早提出所有制改革、倡导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专家学者，大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指责和批判。而这些专家学者大多没有什么财富，长期过着清贫的生活。在改革开放进行了20多年的中国，在不断进行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中国，这些对创新者不尽人意、不公平的事情，再也不应该继续存在了。

究竟什么是宽松的社会环境和宽松的学术氛围？我觉得，这起码应该包括“三要三不要”的内容：要百家争鸣，不要内耗；要积极开展学术评论和学术批评，不要打棍子、戴帽子；要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相互团结，不要文人相轻和相互拆台。在这“三要三不要”方面，我们的教训实在是太深重了。两千多年前中国人文科学的鼻祖和宗师孔子倡导的“君子和而不同” [7]理念，今天我们理应继承、发扬和光大。

七、社会科学工作者：把创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社会科学的创新是一项特殊的劳动，它需要创新型人才进行创新型思维。我国的社会科学能不能把创新写在自己旗帜上，关键要看我们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能不能把创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社会科学的创新，不仅要有一个宽松社会环境和学术氛围，更需要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具有创新的社会责任和社会意识。这就是说，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把创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首先就表现在要敢于创新。

改革开放使我国社会环境越来越宽松，学术氛围越来越活跃。但偌大的中国，偌大的社会，要想创新型研究没有一点杂音、没有一点风波、完全一帆风顺，那只是一相情愿。虽然邓小平一再强调“不争论”，但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争论一直存在着。实际上，在理论研究中，特别对有不同意见的研究问题中，存在一点争论是正常的，大家可以在争论中甚至指名道姓的批评中，明辨是非，或者统一认识，或者求同存异。但问题在于，总有人不愿意公开争论，而是以打棍子、戴帽子、告状子为乐。虽然我们提倡“三要三不要”，实际要完全做到是不可能的，在某个时期、某种环境下、某个问题上，总会有人搞点打棍子、戴帽子、装袋子、告状子的事，有时候还可能得逞，给创新型研究者造成不尽的麻烦，如：入不了党、升不了官、涨不了工资、分不了房子，甚至在单位呆不下去，等等，这种情况在我国改革开放后也是不少的。这是对进行创新型研究者的最大考验。

前面已经说过，没有社会科学的创新，就没有改革开放。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渐进式推进的。其所以“渐进”，不仅仅是因为旧体制障碍严重且盘根错节，搞急了快了阻力太大，搞不好可能翻车；而且还由于对改革的新举措、新方案在思想理论会存在着不同认识，难以在短期内达成共识。从改革开放的总过程来看，党的每一次会议决定都有重大的理论创新。但在任何时候，党和国家会议的决定都是当时各方面意见协调一致的产物，而不可能是某种超前观点、超前认识的产物。但当时协调一致的意见总是在之前讨论或争论过一段时间甚至多年了。如果没有超前的探讨和研究，就不可能有一个个党和国家会议创新型决定的形成。这就告诉我们，作为理论研究者，重要的不是在党的会议后解说和宣传决定精神，这种解说和宣传工作是必要的、不可少的，但那主要是宣传部门的事；而在于进一步进行更深入的创新型探索，为党和国家下一次会议作出创新性决定进行超前行研究。我曾经提出过这样的观点：中国的学者至少提前五年进行创新型研究。例如，党的十五召开后，就要立即着手进行十六大理论的研究；十六大召开后，就要马上进行十七大大的研究。这应当是社会科学工作者自觉的社会责任和社会意识。

这种社会责任和社会意识首先表现在敢于探险的人文精神，就好像勇士们敢于首漂一条江河、敢于首登一座险峰一样。“无限风光在险峰”。理论是在创新中发展的，而创新是在探险中实现的。理论创新的最大成果和希望往往存在于险区当中，越是大险区，越出大成果。如果说，创新是社会科学发展的杠杆，那么，探险则是这根杠杆的支点。科学家认为，怀疑是创新的起点，我则认为，探险才是创新的真正行动。缺乏怀疑精神的人在真理碰到鼻尖时也会被放过去，而若没有探险精神，即便是有了创新的火花，也只能压在心底而不能迸射出来。探险精神是社会科学家应具备的基本素质，这种素质甚至比社会科学家本身的知识和智力更为重要。

凡探险的成功会带来不尽的喜悦，但同时也存在巨大的风险。漂流江河的成功多么激动人心，但有可能被急流险滩吞噬喂鱼鳖；登上险峰阅尽人间春色多么伟哉壮哉，但有可能失足成千古恨。这些不幸是要尽可能避免的，但漂流江河者、攀登险峰者都是有这种思想准备的。搞理论创新也是一样，没有风险的创新与没有创新的风险都是不存在的。

前面谈到了，在欧洲历史上，布鲁诺因为赞同和支持“日心说”并且坚持不改变观点，结果受火刑而死，真使人不寒而栗。但真正搞研究搞创新并矢志不逾坚持真理的人，应当有一点“布鲁诺精神”。

我国老资格的经济学家孙冶方，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一直坚持认为，“社会主义经济要重视价值指标”、“应该把计划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并进一步提出“利润是企业牛鼻子”。为此，在“文化大革命”中孙冶方被打成修正主义经济学家，并被关押七年半。在身陷囹圄之中，孙冶方丝毫不知悔改，继续搞研究。不准写作，没收纸和笔，就打腹稿。后来被平反释放后，一如既往地坚持和宣传他提出的经济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并进一步提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孙冶方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得到经济学界和社会的认可，被树立为优秀共产党员，并在我国破天荒地设立了“孙冶方经济学奖”。改革开放20多年来，经济科学的大发展已经超越了孙冶方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但“孙冶方精神”永存。立志于进行理论创新型研究的人，首先应当有一点“孙冶方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