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缉思 张维迎等：未来10年的中国与美国（4）

对立会使我们失去观察和学习外部世界、促进自己进步的机会

王缉思：

补充张维迎老师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中没展开讲的民族主义的部分。狭隘民族主义的危险在于将合法性主要建立在中国越来越高的国际地位上，将道义标准建立在是否符合自己的利益和意愿上，人为地将中国和西方、中国和外国对立起来，这种对立使得我们失去了很多观察和学习外部世界、促进自己进步的机会。这种民族主义成了我们改革前进的阻力。现在中国进入了一个两难困境：一方面需要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来保持国内的凝聚力，但是另一方面又不能在国际社会中表现得太强硬、太骄傲。

回答何怀宏老师的问题。现在美国处境堪忧，不太可能出现大的战略性的错误。一方面国内经济仍在复苏，奥巴马出于连任的考虑仍会以经济复苏、增加就业为首要任务。另一方面，美国的安全系数确实抬得过高。美国认为自己的安全必须建立在自己的军事主导地位上。首先，如朝鲜和伊朗这样的国家在军事力量上离打击美国差得很远，它们只是希望利用军事力量向美国要价。这些国家希望能一方面保住自己的政权，另一方面又能和美国拉近关系，除了用核武器作为讨价还价的砝码外，它们还会向中国提供好处，希望中国能给予帮助。但我们必须看清朝鲜、伊朗拉近与中国关系的最终目的仍然在于美国。其次，事实上军事方面真正能威胁到美国安全的只有中国和俄罗斯，但俄罗斯在同美国签订核裁军协议、减少战略疑虑方面已经迈开了一大步。美国越来越担心中国的军事力量，但中国却不愿意搞美国要求的军事透明度。中国在军事上把自己当成弱国，因为中国一直以美国作为军事力量的参照物。这其中又存在一些两难问题：一方面在美国和周边国家面前不能姿态太高，另一方面又不能在国内民众面前表现太过软弱；一方面不能搞美国要求的军事透明度，另一方面又必须保持同美国的军事交流，力图降低美国的战略疑虑。

美国担心的是，中国在经济强大后，还希望在政治和军事上与美国平起平坐。这是美国绝不能允许的。

美国与中国各自面临新问题

黄海洲（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事实上，中国是全球化进程中的最大受益者。现在世界（金融）的规则仍然是美国在1945年以后创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建立的，在这种规则下中国一直在持续受益，因此中国没有必要去打破规则，尽管改良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并且，现在的中国也并没有能力去推行全新的规则或者创建更好的全新规则。

从国际经济体系方面来看，二战后美国开始通过一系列手段成为世界舞台的领导者，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关税贸易总协定（GATT），制定了国际经济金融格局，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吸引其他国家加入到这个以美元为中心的体系中来。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黄金开始大量流出，黄金和美元逐渐脱钩，至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崩溃，这是美国金融历史上的第一个低点。从70年代末的滞胀，到90年代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金融重新反弹到一个制高点，随着国际政治格局上东方阵营的彻底垮台，美国在资本市场上重新执起世界牛耳。当时人们担心的根本不是美国的财政赤字，而是美国的财政盈余导致了其他国家无法购买到美国国债、无法实现外汇储备、美国联邦储备银行难以进行公开市场操作。

2008年这一次金融危机引起了人们的担忧，美国是否又将走入一个低谷，甚至是否会因此衰落。我认为，如果美国能持续保持每年3%的经济增长，3%左右的通胀，美元保持对国际主要货币缓慢贬值，那么美国经济在未来三年内复苏没有太大问题。资本市场的下一个热点也仍将可能出现在美国。新兴市场会有一轮一轮的繁荣，也会有一轮一轮的危机；美国也有危机和繁荣周期，但是就这次金融危机而言，我认为最低点即是2008年，已经成为过去。

就张维迎老师讲的世界从大分裂到大融合的趋势，我认为，世界从二战以后到中国改革开放、苏东变化、柏林墙倒塌，体现出的是大分裂。不同的国家过多体现的是意识形态的纷争、走向不同的发展道路，导致国家与国家的差距拉大，国际竞争的环境恶劣，无法在全球格局下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90年代之后，全世界在美国的领导下“一统江山”，美国制定的一套规则基本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资源配置的效率较原来大大提高，也就推动了世界大融合的局面。一些具有一定自然禀赋、但经济实力相对落后的国家可以通过开放市场、招商引资等方式不断追赶国际的整体经济水平。这种大融合既为全世界带来了和平红利，也带来了开放经济体下全球化的红利。全球化将导致美国的经济实力相对衰落，但也进一步维持了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领袖地位。

80年代到现在，最大的事件首先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后是柏林墙的倒塌、东欧纳入到西方的阵营体系中去。美国的大繁荣和全球化是离不开的，美国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全球的经济状况非常好，并且整体的波动也比较小。在这一点上，美国的认识不够深刻、有误判，这也间接导致了美国的金融危机。格林斯潘和当时的美联储观察到美国经济增长快、不存在通胀，单纯地归因于美国技术进步，没有关注到全球的经济格局，进而长期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为日后引发金融危机准备了货币政策条件。事实上，美国许多大企业的盈利主要来自于海外——危机前美国标普500大公司的一半盈利来自海外，而海外廉价的进口产品又压低了美国国内的通胀水平，这些都得益于全球化红利，而且全球化红利从全世界向美国积聚。

但是现在全球格局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美国一直在享受着“体系外”的人（如中国、印度）以低工资低回报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而随着大融合趋势的展开，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将被纳入“体系内”，它们也将希望提高工资、提高生活水平、从国际化的红利中分更多的羹，这势必导致美国的经济实力相对衰落，并将推高全球通胀水平。另一方面，由于全球的自然禀赋有限，在现在的科技水平限制下，让中国、印度达到美国的人均GDP水平是不可能实现的。新兴国家的崛起将进一步导致能源的匮乏、通胀水平攀高。未来中国如果想要崛起，也将受到自然资源方面的巨大限制。这些问题到底能否解决，只有依赖于科技上是否会有新的突破。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在寻找全球经济的再平衡 （globalrebalancing）。美国如果想要实现再平衡需要几个条件：通货膨胀，美元贬值，经济增长，以及技术进步。我认为，当下全球通胀攀高的趋势势不可挡，天时地利人和都有助于美国复苏甚至变得更强。随着美国经济进一步复苏和美国经济实力进一步相对衰落，美国很有可能借这次机会进行一番重大调整，转变它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比如在国际治理（global governance）上与其他国家有更多的分享。

再向前发展，能源是底线。金融市场上有传言称美国在能源方面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全新的技术。美国现在在市场上推高能源价格，导致某些国家因为通胀受到重创，以此达到在国际市场上洗牌的目的。另一方面它也希望借新技术，吸引其他国家到美国进行能源投资，趁势而起。资本市场现在要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下一个技术性革命在哪里，我认为很有可能是新能源和与干细胞相连的生物技术。奥巴马上台后联邦政府签署的第一个法案就是支持在硅谷进行的干细胞研究，这是以往所没有过的。如果干细胞革命得以实现，将可以解决很多国家（如中国）人口红利枯竭的问题。

2011年资本市场开始LONG US，SHORT CHINA（唱多美国、唱空中国）。市场上很多人在唱空中国，中国2011年资本市场表现不佳也与此有关。这种局面可能还会持续。

总而言之，中国要打破现行的国际体系很难，也无必要。改良是可能也是必须的。中国可以也应该有所作为。与各国在战略上要联合，加强国家之间的互信，但在战术上要斗智。

何怀宏老师根据开会的地点和主题调侃说这次开会是“凤凰华美”。我再补充说“美中不足，龙凤共舞”。美国面临一些新问题，经济进一步复苏和全球相对经济实力进一步衰落并存。中国也面临一些新矛盾，包括资源短缺、通胀上升以及内部结构问题，经济增速下降和全球相对经济实力进一步上升并存。美国和中国都不足，此乃“美中不足”。如果能做成与美国“龙凤共舞”是最好的。现在两国都有很多矛盾。正是因为双方都有矛盾，而有些矛盾存在互补性，所以有可能找到一个解。

这方面，欧盟也值得我们借鉴。从某种意义上，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有些类似于德国与法国的关系。如果能做成与美国“龙凤共舞”可能是最好的。美国不喜欢龙，但一直在扮演龙的角色，可能还需要继续演下去。中国喜欢龙，但要扮演好凤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