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毛泽东的读书生涯和政治实践（3）

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毛泽东组织了专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读书小组。1959年12月，作为国家主席的毛泽东离开北京，带着胡绳、田家英、邓力群、陈伯达等几个人，住在杭州西湖边上的丁家山。传说丁家山上有一间屋子，那是康有为曾经读书的地方。毛泽东一行在那儿，一读就是一个多月。一个人念一段，大家讨论评议，很是认真。这是在研究问题啊！邓力群把这次读书期间毛泽东关于这本书的所有谈话，记了下来。经过整理，两大厚本。今天再来看，里面蕴含了许多先进的思想。比如，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要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叫发达的社会主义。我们现在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这个阶段起码要有一百年。后来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认识的源头就在这儿。为什么小平同志讲，一百年不动摇，这一百年的概念，就是从这儿来的。包括四个现代化，也是在这个读书谈话里面说到的。原来说的“四个现代化”，包括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毛泽东对这样的表述是有所疑虑的。工业要现代化、农业要现代化、国防要现代化没有问题。但只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行吗？没有文化的现代化行吗？因此，毛泽东把第四个现代化表述为科学文化现代化。这些好的思想正是在这种讨论式的阅读当中获得的。

特点三：要本本，不要“本本主义”。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结合实践，根据现实需要去读书。不是为读而读，更不是读死书，死读书。毛泽东提出要打通阅读、知识、智慧、实践、总结的逻辑环。认为这才是有文化、有水平的阅读。毛泽东反对那种只停留在简单理解书本词句的单向阅读。认为这样的阅读，读得越多越坏事，这就是“本本主义”。毛泽东年轻的时候，就对学校死抠书本的教育深恶痛绝。应该说，毛泽东是教育改革的先锋。毛泽东在1915年读了两年师范以后，感觉这种读书就是老师在那儿讲，学生们被动地听，考试就是把老师的讲稿拿过来背。由此，他曾经跟一些朋友商量，要退学，去长沙岳麓书院。他特别向往古代的书院制度。就是一个大学者带一些弟子，生活在一起，一块讲书、探讨。他向往的是这种教学方式，想把书读活，读出创造性。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对我们的教育也是有所反感的。一天，他的孩子李讷从学校回来，嘴厥得老高，不高兴。毛泽东就问她，怎么了？李讷说，考试没考好。当时是5分制，毛泽东问她考了多少分？她说，3分。毛泽东说，3分挺好的，及格了。多一分都多余。后来，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有些偏激，教育改革走得偏了些。但是他所强调的教育和实践相结合的思想仍然值得我们重视。

1930年，攻打长沙的时候，由于敌人火力很强，红军战士一冲到前面，就被扫射倒了。有时候，红军战士冲到了敌人阵地的跟前，由于敌人有电网，结果被电死了。时任前线指挥官的林彪琢磨，怎么才能够把这座城市打下来？突然，他想到自己读过的一本叫《火牛阵》的连环画。于是效仿古代火牛阵的做法，从附近老百姓那里搞来几十条水牛，把牛尾巴绑上石棉，泼上煤油。一划着，牛尾巴着火了，疼得水牛往敌人阵地上冲。快冲到的时候，敌人一扫射，有的牛倒下了。冲到跟前的牛被电网弹得很高，掉下来。后面的牛一看，就往回跑。结果把我们自己的阵地给冲垮了。这个时候，林彪跟毛泽东讨论，咱们使用的火牛队伍怎么不管用？毛泽东跟他说，这就是读书不求甚解。牛也怕死，受疼了，它就掉过头来跑。古代火牛阵为了防止这样,《左传》讲到，把四条牛分成一组，由一条大木杠子将其脖子拴在一块。这个时候，点着牛尾巴，它注定只往前冲。因为被拴在一起的牛拐不了弯。这就是对于书本的理解，要吃透精神，领会要义。

建国后50年代，毛泽东读到一本苏联农学家威廉斯写的《土壤学》，由此引发他多次在一些会议上谈论改良土壤，提高农业产量的方法。同时，毛泽东在读《土壤学》的时候，还结合实践不断总结，提出了一部《农业八字宪法》。总结出农业生产的八个环节：土、肥、水、种、密、保、管、工。1964年，毛泽东与气候学家竺可桢面谈说，你是搞气候的，我觉得搞农业还要把气候因素考虑进去，要根据气候条件因地制宜，因此，应该再加上“气”与“光”，这两个要素。

 “书为媒”成为毛泽东独特的政治领导风格

毛泽东长期以来的读书学习，形成了令他终生受益的两个思想方法和一项根本主张。即：实事求是和对立统一，这两个思想方法。还有就是延安时期提出并实践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项根本主张。可以说，毛泽东的读书实现了对毛泽东个人乃至对整个中华民族具有历史意义的跨越，即完成了由军事领袖到政治领袖，进而到精神领袖的跨越。并且在实践中成为指导毛泽东工作的有效法宝。

毛泽东是位政治领袖，又是“读书人”，两者身份的结合，自然形成了他“书为媒”的独特政治领导风格。

（一）“读书人”形象的毛泽东。毛泽东能够成就那么大的事业，创造那么丰富的思想，与他首先是一个“读书人”直接相关。从先前的叙述中，我们可以领略到毛泽东卓越的“读书人”形象。在此，我们可以采用一种比照的方法进一步感受毛泽东的“读书人”形象。这里，我为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三位伟人创设一种文化寓言。假设有一天，上帝对他们三人说，你们都不要再工作了。这时，我们看看他们三人将会如何度过自己的休闲时间？毛泽东会选择读书，而且他习惯于晚上睡得很晚，早晨起得很晚，起来以后，甚至可能在床上读一整天的书。周恩来会选择和一些朋友一起度过一天。比如把一些文艺家邀请到家里来，快快乐乐地度过一天。邓小平干什么都行，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要和家人在一块。从这三种选择里面，反映出伟人们不同的的文化个性。一个沉湎于书本的人，往往是上天入地、大悲大欢，求索人类、社会、人生终极价值的人；是站在此岸，构想彼岸的人；是一个把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在一起，来营造自己事业的人。这就是毛泽东。一旦有闲暇，愿意和朋友们在一起，快快乐乐地度过一天的人，透露出他习惯于并且乐于还善于在集体主义的氛围当中，寻找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文化个性。这就是周恩来。一旦有闲暇，就要和家人在一块，追求像老百姓那样平稳、务实地过日子，简单且快乐着。展现出他务实的文化个性。这就是邓小平。在我们创设的这个文化寓言里面，感觉到三位伟人不同的地方。强烈地感受到，毛泽东善于把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融合在一起，推动自己的事业。

对于毛泽东来说，在某种程度上，读书是获取未知知识，提升思想境界的过程。凡是未知的知识，对他都有诱惑力。而思想的提升是没有止境的。同时，读书对毛泽东来说，又是一种独特的心灵对话、思想交流。在这种无声的对话交流当中，除了实现思想境界的提升外，还会实现一种只有读书人才乐意寻求或是可能获得的心理期待、智慧愉悦与审美满足。同时，毛泽东读书的治学历程，生发并折射出他独特的人格魅力。1939年，一位美国记者跟毛泽东在窑洞里谈了一个晚上。出来后，这位记者说了一句话，我看到了一个走在时间前面50年的人。毛泽东晚年，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女婿戴维在1975年12月31日晚上，时钟敲过12点以后，进中南海拜访毛泽东。拜访过程中，他们二人远远地看见一位老人，坐在沙发上……。朱丽回忆说，我想进去，趁着向主席转达我父亲捎给他信件的机会，仔细地看看毛泽东的脸。当她走到毛泽东面前时，他幽默地说，我生着一副大中华脸孔。戴维和朱莉在结束对毛泽东的会见之后，乘着红旗牌轿车沿着中南海奔驰,戴维默默地坐着。朱莉问他，你对毛泽东有什么印象? 戴维足足有五分钟没有开口。来到长安街,戴维说，十里之外,就可呼吸到他的个性。

一个说，他看见了一位走在时间前面50年的人，这是纵向时间感；一个说，在十里之外都可以呼吸到毛泽东的个性，这是横向空间感。毛泽东的这种人格魅力就是来自于读书，读书让他的胸中如同日月般的明亮。

（二）建国前，毛泽东“书为媒”领导风格范例。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为了指导农民运动，编了《农民运动丛书》。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编了《六大以来》。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前身，或者我们党内文献事业的发端，可以说是从毛泽东20世纪40年代初编《六大以来》等书开始的。

毛泽东经常在会议上公开向领导干部推荐书。目的是倡导或是纠正某种风气。有的时候，毛泽东也在私下里，针对个人的一些具体情况，向个人推荐书，希望他能从所见之书当中有所领悟。1969年“九大”以后，李德生第一次到中南海见毛主席，毛泽东给他推荐了《读史方舆纪要》。因为李德生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于是毛泽东特别交代他，要看这本书的华北地理部分。

1942年整风学习期间，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逐条讲解斯大林的《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斯大林的这篇谈话提出了党要实现布尔什维克化必须具备的12个基本条件。毛泽东的这次讲解成为了相当深入的党性党风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