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员培训新模式：洋教授培训中国官

5月28日，“第七期全球公共政策高级培训班”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正式开班，来自全国29个省区市、各部委以及新加坡的共50多名官员，将在这里接受为期两个月的培训。这一天，距离清华大学“中美高级官员培训”项目结束刚好一个月。而这仅仅只是中国官员接受国际化培训大潮流中的两朵浪花。

官员们，上课了！

“一万年都要学习嘛！”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曾这样论述。

半个世纪后，当数目庞大的中国官员重新回到校园，与来自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世界一流学府的洋教授们进行头脑风暴，与来自中国最知名院校的老师们就医改和钓鱼岛问题激辩时，另一种课堂正在成为中国官员“学习中国和世界”知识的重要载体。

多年来，中国的官员培训已逐渐走出单一的党校模式，形成党校为主，辅以高校、海外和现场的多渠道局面。而课堂上越来越多的外国官员面孔，则更是近年来中国在官员培训道路上的新探索。

从中外官员们参加培训的课堂上，以及课堂中的中外官员身上，或许能从一个侧面，读懂中国以及它所联系着的世界。

“中外混搭”新模式

2012年5月28日，“第七期全球公共政策高级培训班”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正式开班，来自全国29个省区市、各部委以及新加坡的共50多名官员，将在这里接受为期两个月的培训。而这一天，距离引来大批媒体关注的清华大学“中美高级官员培训”项目结束刚好一个月。应该说，这是中国当下官员培训热潮中代表较高水平的两个项目，它们所引领的国际化的学术模式，是未来中国官员培训的主要方向之一。

目前尚在北大进行的“全球公共政策高级培训班”，联合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法国巴黎政治学院，主要向以中国的高级公务员为主的学员教授方法论、公共政策有关的课程。项目每期历时九周，每周都有一名教授授课，课时五天，每天上六个小时。这意味着，在一周内，参加培训的官员要消化掉正常一个学期的课程量。

与学术驱动全球公共政策高级培训不同，刚刚结束的“中美高级官员培训”则呈现出另外一种微妙而有趣的思想对抗——常常有尖锐的问题被来自美国的官员们抛出，例如在叙利亚问题上，中国为什么要和俄罗斯一样投反对票？所谓的“不干涉内政”是不是就等同于“没有原则”？甚至在中美官员交流为主的圆桌论坛上，对彼此身份的顾虑压倒了双方的发言欲望……

而无论是漂洋过海的取经，还是中外交流的思想对撞，每一次官员培训似乎总能产生无数话题。与此同时，在经由多年的实践证明下，这种时间虽短但信息量极大的培训，在现实层面对中国官员的影响也正在一一呈现。

“哈佛计划”

要探究其进入中国官员培训的历史，则要从本世纪初说起。

2003年，当第二期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的开学典礼在清华举行时，曾出现大批媒体不请自来围观现场的局面，彼时中国起步于上世纪90年代的干部培训尚未走得太远。而按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三方共同举办的这项培训计划，作为第二批接受培训的中国中高级官员，59名来自中央国家机关、全国各省市党政机关、研究机构的地厅（局）级以上干部，在清华培训3周后，将飞赴哈佛大学学习6周。一些民间人士因此称之为中国官员培训的“哈佛计划”。

这并非中国官员培训第一次走进哈佛。

早在2001年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根据当时的培训热，提出了一项被外界称为是针对中国官员的“最大规模的海外培训计划”——“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的构想。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牵头，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合作的举办形式也被确立下来。按照计划，从2002年起5年内，三方共同持续开办针对中国政府官员的“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每年一期，每期为中国政府培训60名左右的地方和中央官员，有资格接受这项培训的官员都应具备副厅以上的级别。培训计划则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国内培训，第二阶段到国外培训。

中国高校参与到对官员的培训，正是始于2002年登场的“哈佛计划”。实践证明，在接受了海外熏陶后，这些陆续“学成归来”的官员尽管可能由于培训时间过于短暂而无从在学术上有所建树，但“新观念、新思想、新方法”却在这些人脑子里生根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