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继续锁定高增长目标，中国“体质”为什么是速度型的？

我们发展的模式是速度型的，或者说我们的“体质”是速度型的，我们的思维惯性是速度型的。速度型思维模式的典型特征是不管在什么条件下，经济增长速度都是第一位的、压倒一切的目标。这种模式曾经给我国经济带来了快速发展。但随着大的环境和背景的变迁，其负面作用亦日益显现：虽然经济增长快，但层次不高，附加值不高，创新能力不强。抛开腐败和偷工减料不论，片面追求速度，压缩工期，工程质量难以保障。速度上去了，管理却跟不上，“7·23”动车相撞就是典型案例。

尽管适当地减速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社会的共识，但实践中似乎又慢不下来。原因在于我们体制的“体质”是速度型的。

中国体制的“体质”为什么是速度型的

首当其冲的原因在于认为我们的体制在追求速度方面具有不同于其它经济体制、例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并且把追求速度当作始终不渝的使命。追求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是特定背景下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初期，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百废待兴，我们需要比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事实上，由于产业发展的空间比较大，发展初期资源环境以及劳动力承载能力强，加上国际产业转移和改革开放，确实在一个时期实现了较快的经济增长。尽管今天经济快速发展的条件已经改变，然而一旦实现了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尝到了经济增长的甜头，人们就会对经济增长速度情有独钟，进而把经济增长速度作为自己模式的优越性并因此感到自豪。

其次，我们现有的体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通过改革形成的，依然遗留着计划经济体制的诸多特点，纵向从属关系还在起作用。纵向从属关系的特点是更多地关注上级的意图，而不是市场的取向。存在着取悦于上级，并把上级意图不断放大，以及把经济活动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倾向。1958年的大跃进就是这样演化出来的。

在纵向从属的体制中，横向中的地方政府实际上是一种对手关系或竞赛关系。目前来看竞赛的指标主要有两个，一是GDP，二是城市化。为了追求GDP中的增长速度，不惜低层次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甚至同污染企业同流合污，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对立面。此外低层次的重复建设必然伴随着地方保护。现在，世界经济都一体化了，再搞地方保护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个别地方政府完全不受约束的大手笔几乎成了国际笑话，例如“鬼城”之类。实事求是地讲，我们的GDP虽然居世界第二，但质量不高，资源环境成本很大。如果GDP可以用秤称，我们千万美元的GDP一定比发达国家的GDP重，因为GDP的内容不一样，发达国家的GDP里包括科技产品、文化产品，而这些正是我们所缺少的。

第二个竞赛的指标是所谓城市化。这是一个误人不浅的指标。真正的城市化是遵守经济规律，循序渐进的城市化。这样的城市化有产业支持，有消费能力。在当代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化的口号似乎喊得并不那么响。而欠发达地区通常热衷于祭祀活动和人为制造节日，城市化也是其相当响亮的口号。这些地方通常认为，让农民住楼房就是城市化。当农民住进了楼房，就不能养猪养鸡，就不能在房前屋后种菜，就剪断了基本的产业链。而让农民进城，又不能分享城市的公共资源，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与此同时，大量的土地流失、劳动力流失，致使农业成了经济发展的短边。这样的城市化伴随着强制性拆迁，有的酿成了严重的刑事犯罪。城市化背后的推手是地方政府，而且是一种权力极大几乎缺少监督的政府。在拆了建、建了拆的过程中可以增加GDP。

美国学者詹姆斯·布坎南认为，人就是人，人并不因为是一个达官贵人，是一个总经理或者部长，就会改变他的经济人的本性。不管人在什么地方，不管他是在私人企业里领薪水，还是由政府机关发工资，他还是他，他都会在给定的条件下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方案。据此，地方政府所以具有如此的竞赛指标，原因既有社会有意无意的考核指标，也有地方政府的“约束软化”。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可以盲目扩张，原因在于约束软化，有国家对国有企业父爱主义的保护。地方政府扩张式的竞赛，依然在于“约束软化”，因为地方政府不存在破产问题。地方政府可以从竞赛胜利中获得诸多利益，特别是职务升迁，但却没有必要负扩张失败的责任，最多是不再当官。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家也在竞赛，但他们必须审时度势，遵循市场规律的竞赛，他们不能盲目扩张，盲目扩张的损失是自己的损失。我们是不该竞赛的政府在竞赛，而该竞赛的企业却受到了诸多限制。

如何把质量而不是速度放在第一位

就经济增长而言，追求速度比追求质量要容易得多。追求速度或者追求质量与体制背后的推动力量有极大的关系。如果背后的推动力量是政府，那就更容易把速度放在第一位。把速度放在第一位是最简单、也最容易办到的，不需要接受市场的检验，也不需要创新，只需要投资，甚至不管投资于什么项目，都可以增加速度。但要追求质量，又好又快、科学发展、提升产业竞争力，就必须创新，就必须接受市场、特别是国际市场的检验。在马克思的经济学里，企业为了获得超额利润，必须遵守投入和产出的市场规律，必须不断地创新。马克思曾经指出，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的基本形态，它的特点是通过技术和社会组织层面的创新，提升本企业的竞争力。

既然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的推力更有利于把质量、而不是速度放在第一位，为了又好又快、科学发展，我们必须转变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生产方式上来。

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中央不要频繁的宏观调控，更不要用微观控制的手段进行宏观调控，中央政府的一切努力都在于使我们目前相对“分散”的“零碎”的市场体制整合起来，成为一种有机的体制，让政府服务，让政府裁判、让企业竞赛。地方政府再也不要扮演市场主体的角色，再也不要用GDP考核地方政府。市场经济下地方政府的工作重点应当是规划，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为人民群众看守好公共资源，维护公平正义;具体的经济活动都应当是企业来进行，企业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细胞。管政府应当管的事，其效用是积极的;管政府不应当管的事，其效用是消极的，管的越多效用越差。此外，在地方政府主要领导的选择上，应当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发言权，谁赋予其以职位，谁的意向和利益才会得到重视。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