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邦交40年 结构性矛盾依然待解

摘要：中日两国能否充分利用邦交40周年的机会改善双边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野田政府的总体外交战略。如果日本政府采取抑制中日结构性矛盾的战略，则双方关系有改善的希望，而如果采取利用中美结构性矛盾加深的战略，则中日关系有继续恶化的可能。鸠山首相在其任内曾尝试回归亚洲，对中国采取亲善政策，其结果是民意对中国态度反感的比率下降，可见，日本政府的主观努力能有效改善民意，中日关系走向何方，日方有较大的努力空间。  

不良征兆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 40 周年，同时又是“中日国民交流友好年”。去年底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访华后，日本媒体说中日关系将走向深度合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双方达成重要共识。野田表示，要以 2012 年日中邦交正常化 40周年为契机深化日中战略互惠关系。中国领导人表示，要抓住机遇，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增进政治互信。然而近几个多月来中日关系似乎并没有朝着两国领导人所希望的方向发展。  

1 月份，日本右翼分子登陆钓鱼岛，紧接着日本政府对钓鱼岛附属岛屿进行命名，使中日领土问题出现激化的趋势。2 月份，名古屋市市长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使原本良好的名古屋市和南京市的民间交流中断。同月，日本防卫研究所发布《中国安全保障报告 2011》，称南海冲突是中国海洋战略导致的。另外，日本海洋测量船在东海进行单方面海洋调查引发中日双方主权冲突。3 月初，日本司法部门强制起诉 2010 年钓鱼岛“撞船事件”中的中国船长，中国方面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面对 2012 年第一季度中日关系中如此之多的负面事件，我们难以对中日建交 40 周年持乐观态度。我们不得不问，为什么在建交 40 年后的今天，中日之间依然还会出现这种人们不愿见到的现象？  

不利因素  

1972 年中日建交以来，历史问题和领土问题一直是双边关系发展中的负面因素，但比较而言，历史问题对中日关系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力越来越小于领土问题，而领土问题的负面影响力不仅越来越大于历史问题，甚至绝对影响力也有不断上升的趋势。  

进入 21 世纪之后，中日关系开始受到中日结构性矛盾和中美结构性矛盾的影响。这两个结构性矛盾分别是指中国与日本、中国与美国综合国力差距缩小而产生的主导权矛盾。中国经济规模和对外经济影响力在 2002 ～ 2008 年之间完成了对日本的超越，即从对东亚国家进口超过日本到最终外贸总额和以美元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使得日本失去了东亚第一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这种实力结构地位的转换造成日本官民的心里不快，对 21 世纪初的中日关系产生了长期的负面影响。  

苏联解体后，中美失去了共同的战略敌人，这时就开始孕育中美结构性矛盾。美国要维护单极格局，中国则希望推动多极格局的出现。不过，在较长时间内，由于中美实力差距较大，这种结构性矛盾没有激化。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加速缩小了中美的经济实力差距，使得中美结构性矛盾凸显出来。面对中美两国实力差距缩小速度的加快，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的“巧实力”外交政策，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体现就是强化美国与其传统盟友的战略合作。美国一改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中不表态的政策，宣称《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这一政策成为美日共同遏制中国的战略催化剂。   日美相互借重 中日关系下滑   通过对 2006 年小泉首相任期结束以来的中日关系进行测量，清华大学中国与大国关系定量衡量小组发现 ：小泉（2001 ～ 2006 年在任）以后，经过安倍（2006 ～ 2007 年）、福田（2007 ～ 2008年）、麻生（2008 ～ 2009 年）、鸠山（2009 ～ 2010 年）内阁的努力，中日关系保持了上升的趋势，但 2010 年菅直人执政时发生在钓鱼岛水域中国船长被扣的事件使中日关系急剧下滑。之后虽然出现了小幅攀升，但总体仍低于船长被扣之前（见图 1）。

我们认为，2006 年后期至 2010 年上半年，中日关系持续好转，是源于日方改变了小泉任内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的错误做法，即降低了历史问题的负面影响。小泉任内参拜靖国神社的举动不仅在日本国内引起巨大争议，也使日本在亚洲陷入孤立，甚至引起了美国的反感。作为日本的盟友，美国不希望中日关系过于恶化，以致危害到美国的全球和东亚战略利益。基于国内外因素的考虑，安倍、福田、麻生都宣布不再参拜靖国神社，从而为坠入谷底的中日关系提供了回升的基础。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加剧了中日和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这期间中日关系改善的幅度降了下来。但此时美国并没有立即做出战略重心从反恐战争转向防范大国崛起的调整，与此同时，鸠山政府上台后推行“回归亚洲”的战略，想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关系。这使得不断加剧的中日和中美结构性矛盾所产生的负面作用得到抑制，中日领土争端也没有表现得太突出。中日关系仍持续着总体向上但改善缓慢的趋势。  

2010 年下半年，美国国内在重返亚太战略上达成共识，强化日美同盟的战略使中美结构性矛盾与中日结构性矛盾形成相互促进作用。2010 年美国否决了鸠山政府的普天间美军基地搬迁政策，鸠山首相遭遇内外困境，被迫下台。鸠山回归亚洲的政策被菅直人回归日美同盟的政策所取代。而这一年又是中国按美元计算的 GDP 超越日本的历史年份，这又进一步加剧了日本民众因被中国超越而产生的对华不满情绪。此时，日本军方趁机出台新的以中国为主要假想敌的防卫大纲。日本需要美国支持其在钓鱼岛上的领土主张，而美国需要日本充当其在亚太战略中防范中国的主力军。在此背景下，中国船长被扣和美国改变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模糊政策也就不意外了。

2012 年的趋势  

今后，中美结构性矛盾还将进一步强化。中美结构性矛盾的原因在于中美综合实力差距的缩小。2011 年中国 GDP已达到美国 GDP 的 50%。中国政府宣布 2012 年经济增长率为 7.5%，而美国经济增长率无论如何都达不到 3.75%。这意味着 2012 年中美经济规模的绝对差必然缩小。中国 2012 国防开支增长11.2%，而美国将减少 2%。这也意味着双方军事实力差距向缩小的方向发展。更加之美国大选年的政策需求，中美结构性矛盾必将激化，这也将导致中日关系进一步向负面方向发展。  

野田内阁深化日美同盟的政策将加剧中日间的结构性矛盾。一个令人担忧的苗头是中日结构性矛盾开始从安全领域向经济领域扩散。日本积极响应美国的 TPP（跨太平洋关系伙伴协议）建议就表明，日本宁愿让美国主导东亚经济，也不愿让中国在东亚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  

在中日、中美两个结构性矛盾所产生的催化作用下，野田以日美同盟为后盾强化了对钓鱼岛及周边岛屿的实际占领，这又提升了领土争端的负面作用。根据经验，中日结构性矛盾深化的过程还会催化民间敌对情绪的上升，并由此引发历史问题的负作用。从图 2 可以看到，2004 年以来，是中国经济规模加快赶超日本的时期，而这一阶段日本民众对华的敌意明显上升。在此背景下，今年 3 月名古屋市长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言论就出现了。  

在中日结构性矛盾深化的过程中，双方经贸关系的减震器作用呈下降趋势。人员交流中的正面作用不但有被个别事件的负面作用所抵消的可能，甚至还有可能出现人员交往中的负面事件上升的危险。   

总之，中日两国能否充分利用邦交 40 周年的机会改善双边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野田政府的总体外交战略。如果日本政府采取抑制中日结构性矛盾的战略，则双方关系有改善的希望，而如果采取利用中美结构性矛盾加深的战略，则中日关系有继续恶化的可能。鸠山首相在其任内曾尝试回归亚洲，对中国采取亲善政策，其结果是民意对中国态度反感的比率下降（见图2），可见，日本政府的主观努力能有效改善民意，中日关系走向何方，日方有较大的努力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