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昕：全球金融危机下中国道路的展望（3）

张军：发展、转型与国家能力之中国经验

我对经济发展的中国经验有一个基本看法，概括起来就是：中国经验正在检验经济学的诸多不成熟理论，同时也向许多被广为接受的理论命题提出了疑问。重视中国经验，可以为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经济发展、政治制度转型与国家能力的复杂关系提供最佳的观察机会。在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转型的关系上，中国经验似乎给出了一个基本答案。

在全球范围内，过去30年中国这个大国的经济发展毫无疑问是最为成功的。但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是经济体制转型成功的结果。与俄罗斯和东欧教条地采用“后华盛顿共识”的一揽子改革方案不同，中国的经济转型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遵循的是渐进的和经验主义的方式，改革方案可以“错了再试”，在局部地区试验产生效果之后再推广；改革是可逆的。中国在国有企业、价格、财政、税收、贸易、汇率和开放市场等领域的改革都是这样推进的。而中国之所以能够成功实行渐进的和经验主义的改革，是因为中国拥有一个有威信的和强有力的政府（所谓强势政府），“国家能力”保存完好。相比之下，俄罗斯没有这样的威权政府，印度也没有。

不仅在经济转型方面中国的经验显示出拥有一个强势政府和保存国家能力的相对优势，而且，一个具有长远目标的、中性的强势政府才有足够的组织上的激励去执行和维护经济发展的战略。中国的经验表明，政府一旦拥有有效提供政治稳定和公共品（包括基础设施）的能力，不仅有利于经济发展，而且有助于确保市场和政治民主制度发育的良好环境。

在经济发展与政治转型关系问题上，经济学家有完全相反的看法。那些主张好的（政治）制度才能导致好的经济发展的所谓“制度优先论”把制度的转型视为发展引擎，认为经济发展是制度转型的结果。中国的经验并不支持这一因果关系。观察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变化的经验，我们似乎看到了相反的关系：制度（特别是政治）变化是内生于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事实上，正像那些战后成功实现了经济发展和政治转型的少数经济体的经验表明的那样，民主和政治制度的转型更像是教育和收入水平（两者都导源于经济发展）提高的结果，而后者的过程需要有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高度积累。

这似乎就回到了政治学家利普塞特（Seymour Lipset）关于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的发展导致政治制度转型的重要思想上去了。他在《政治的社会基础》中提出把政治制度的转型内生到经济发展过程中去的基本思想。他认为，教育的普及和收入提高带来的最重要结果不是技术的扩散，而是对大众参与和对政治问责的不断增长的需求。2008年在我与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逊（GaryJefferson）讨论经济发展与政治改革的那篇论文中，我们就认为中国30年的经济发展经验总体上支持了这一逻辑。这也是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未来政治转型过程的重要逻辑。如果这个逻辑成立，那么其含义就是，与经济转型类似，中国的政治转型也具有遵循渐进主义和试验主义的初始条件。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史正富：中国经济制度的演进与未来走向

正在生成中的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可称为“三维市场经济”，这与西方国家经典的“二维市场经济”相对应。传统或经典的市场经济里面有两大经济主体，一是国家或政府，一是企业。但在中国经济正在形成的体制中，却是“二变三”。一是中央政府，一是竞争性企业，相当于经典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和企业两个概念。但是，我国还多出来一个经济主体，那就是地方政府。这里的关键在于，地方政府作为一个竞争性的经济主体系统，和竞争性企业所构成的主体系统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个看法的依据是，中国的地方政府特别大和多，我们有两三千个县级政府，几百个地级市。这些单位既是政府，又承担了经济发展的功能，具有两重身份。就其商务功能而言，地方政府构成的竞争性主体系统和企业构成的竞争性市场系统，既互相依存又相互独立。我把这个包含竞争性地方政府系统的特殊市场经济称为三维的市场经济。

在“三维市场经济”制度安排下，中国经济一方面具有市场经济的运行特征，另一方面，这一系统中的地方政府主体又具有政府的性质，其经济行为又和纯粹的企业不同。因此，这一系统产生的经济规律和典型的市场经济既有相同，又有不同。事实上，中国特色的“三维市场经济”在实际运行中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特征。第一，与欧美“二维市场经济”相比，在资本积累和企业投资水平上明显较高，企业的边际投资率高于典型二维市场经济中的企业；第二，企业和非企业主体之间的交易费用（可称为“第二种交易费用”）显著降低。地方政府通过为企业提供的各种“管理服务”,为交易商谈和争议的解决提供指导框架甚至仲裁,虽然不一定公平,但能更有效地解决这些“企业-非企业合约”的问题；第三，由于国家级的经济政策在制定和实行过程中，有竞争性地方政府这一力量的参与，故而产生了一个中国式的、具有相当大的地方参与的分权互动型政策法规的制定和调整体系。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定程度上乃是地方政府系统参与建构和调适国家级经济法规政策的理性表达。如能建立正规机制使这类表达制度化规范化，则可望形成某种兼顾分权参与和决策效率的国家长期法政管理体制。

“中国经济奇迹”的最大秘密即在于包括地级市和县在内的几千个地方政府间互相竞争，提供了一个可持续的学习和创新平台；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双向互动，上有大政方针，下有广泛试验创新，中有多层次研讨交流和知识扩散，从而使得改革年代的中国成了全世界规模最大、最有活力的知识更新和制度创新的实验场。可以说，正是这一中国独特的改革治理结构，孕育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革命或“重建”；虽然这一改革还有大量问题有待探索，但其作为中国原创的自主制度创新已经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功，并且开辟出有别于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在未来世界的发展中，这一特色体系必将继续其自主演化优势，在推动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为世界范围的文明和制度多样性做出越来越重要的贡献。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