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立群B超

大家好！我叫贾立群，今年59岁，是北京儿童医院超声科主任。我今天宣讲的题目叫《贾立群B超》。

在儿童医院，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做B超时，都点名做“贾立群B超”。做完了，还指着B超机问我：“大夫，您做的是‘贾立群牌B超’吗？”我告诉他们，这台机器加上我就可以叫“贾立群牌B超”了。家长们这才明白贾立群不是什么B超的品牌，而是B超医生的名字。

这个误会让我感到了温暖和信任。

我在儿童医院工作已经35年了。最大的追求就是不能让一个孩子漏诊、误诊。一天，医院里来了一个重度肝肿大的患儿，只有2个月大，肝上布满小结节。外院的检查结果是：良性肝脏血管瘤，但是经过治疗后孩子的病就是不见好。

我觉得孩子的病有两种可能，一个是良性的肝脏血管瘤。另一个就是恶性的肿瘤肝转移。如果把恶性的诊断成了良性的，孩子可就没命了。

要命的是，这两种病在B超图像上的表现几乎没有区别，唯一不同的是，如果是恶性肿瘤肝转移，会有一个原发瘤——也就是罪魁祸首。

我拿着探头一遍遍地在患儿的腹部划过，终于，在无数的小结节中，发现一个黄豆大小的小结节在孩子哭闹的时候，它不随着肝脏移动，我意识到，这就是罪魁祸首。我在诊断书上写下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果：左侧肾上腺神经母细胞瘤，肝转移。

最后的手术和病理结果证实了我的诊断，这是一种恶性但可以治愈的肿瘤，及时的治疗，挽救了孩子的性命。

可没过多久，新的难题又来了，这一次，孩子的父母抱来了患儿的双胞胎妹妹，两个孩子病情一摸一样。可我怎么找就是找不着这孩子的原发瘤。一对2个月大的双胞胎，病情如此相像，难道一个是恶性的另一个是良性的吗?

一连几天，我都把自己埋在文献堆里，终于找到了这种罕见病例的答案。这个肾上腺的小肿瘤不但本身肝转移，还通过胎盘转移到另一个胎儿的肝脏。换句话说，小姐儿俩得的是一个病，只是罪魁祸首不在妹妹身上，而在姐姐身上。这种病情在中国仅此一例，世界上也非常罕见！

这是那对双胞胎今天的照片，他们因那次精确的诊断，给予及时治疗，现在健康的成长着。今年已经19岁了。

打那以后，我就经常参加患儿的手术。碰到疑难问题的时候，医生们也会在B超单子上注明要做“贾立群B超”。一来二去的就有了“贾立群牌B超”的说法。我也向医生们承诺，只要我在北京，我都24小时服务，随叫随到。记得最多的一天夜里我被叫起来19次。我家就住在儿童医院旁边，每次都是刚躺下，电话就响了，赶紧穿上衣服跑到医院。我爱人是个老师，第二天还要上课，她向我抱怨说：“你这一宿光在这儿做仰卧起坐了。”

来儿童医院看病的大部分都是外地孩子，拖家带口的，真不容易。每天做B超的队排得长着呢，孩子的家长都特着急，总催我“快点做”，我就告诉他们：“不给您孩子做完，我不吃饭去”。其实他们不知道，我有20年时间不吃中午饭了。一来，吃饭耽误工夫，二来，做B超的孩子都是饿着的，你当医生的能把孩子扔下自己去吃饭吗？不合适啊！所以，我的中午饭都是晚上7点多下班才吃。

作为一名儿科医生，不仅需要医术精湛，很多细节也不能忽视。做B超用的耦合剂特凉，冬天直接用很容易惊着孩子，每次我都先用手捂热了，再给孩子抹上。后来觉得这样耽误工夫，我们干脆就把耦合剂放在暖气上烤热了再给孩子们用。

很多家长都给我送红包，我说这不行，不能要。家长们都以为我客套，就硬往我兜里塞。我就躲，来回的撕扯，白大褂的兜都给撕坏了，而且这样推来搡去的很耽误工夫。我干脆就把兜给撕下来了。后来同事们说：“你这白大褂怎么没兜呀，看着特像厨房大师傅。”我一听也对，就让护士长把兜缝回去了，特意嘱咐她把兜口也给缝死了。再有家长塞钱的时候，塞不进去，就纳闷，我说，兜缝着呢，家长们这才放弃。

30多年来，我加班加点是常事，不吃不喝是常事。同事们说，像你这么干不得累死。但是看着这些排长队的家长们，听着孩子们让人揪心的哭声，我觉得作为一名儿科大夫，为孩子做任何事情都是值得的；特别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这样的坚守和付出也是应该的。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