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十年，巩固黄金期尚需攻坚

记者：新世纪以来，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可谓进入了一个“黄金期”。其中有两件标志性大事：一是过去连续八年粮食丰收，产量年均增长350亿斤，这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二是过去八年间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相对较快，平均每年增加544元，这也是过去所没有的。请您谈谈这些年我国农业的发展形势如此之好的原因。

陈锡文：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应该说是多方面的结果，主要基于三点：第一，农业农村发展形势好，得益于整个经济发展形势好。我国近几年GDP增长一直保持了10．4%的年均增长率，这在世界上不多见。进入新世纪以后，GDP总量有了迅猛增长，从2000年的不到10万亿，增加到去年的47万亿多。财政收入增长也很迅猛，2000年的财政收入是13400亿，去年达到103700多亿。正是由于经济全局状况较好，关于农业、农村很多过去想办没能力办的事情现在都有了条件，于是，很多政策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并得以落实。第二，党中央国务院面对着本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地调整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解决“三农问题”的理论，不断推出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第三，广大农民群众和农村基层干部为追求美好生活付出了很多努力。

正是有了这三个方面因素的结合，才促成了如今良好的农业形势，连续八年丰收很不容易。今年我国夏粮丰收已成定局，预计会再创历史新记录。

记者：您刚才说农业农村这十年的黄金期离不开党中央国务院不断深化对“三农问题”的认识，提升党解决“三农问题”的理论，提升党在新世纪新的方针政策体系。作为亲历政策制定的参与者，您应该有更深切的体会吧。那么，这几年我国“三农”领域有哪些重大的可圈可点的政策呢？

陈锡文：这些年党中央国务院在农业上花了很大的力度，除了国家财力的增长，非常重要的就是思想认识的深化，体现出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正是由于认识思想和理论在推进，才引导出一连串重大的制度变革。通过对这十年党中央有关“三农问题”的重要会议、重要讲话和重要文件的梳理，我认为可以概括为十项：

第一，废止了农业税。十六大以后中央审时度势，认为我国已具备条件可以取消农业税，于是从2006年1月1日开始，废止农业税征收条例。农业税在中国已经实行了2600年，废止之后，每年减少税负1335亿。这项政策更重要地是体现了政府和农民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调整，因为这部分钱农民不缴了，为了维持基层政府运转，由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向地方财政转移支付。所以，从税费改革以来一直到去年年底，中央财政给地方财政拨出的这部分钱是6千多亿。

第二，实行对农业生产者直接补贴。过去是农民向政府缴税，现在不仅不收钱，而且还发钱。刚开始实行时社会上有不同看法，认为财政会被拖垮，但中央反复论证考虑之后，觉得可以从很低的补贴水平开始。于是在2004年，中央出台三项补贴政策：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对农民购买良种和农机具进行补贴，第一年不到200亿，每年增加；后来又对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进行综合补贴。现在，一年的农业直接补贴已经超过1400亿元。

第三，完全放开粮食市场流通，同时国家实行最低保护价收购。随着物价上涨，粮食最低收购价年年都在提高。

第四，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建设的重点转到农村。这几年农村水电路气发展是历史上最快的阶段，农村的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发展进步也非常明显。

第五，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提供财政保障机制。农民负担重重在教育负担，以前农村义务教育基本农民自己办。2003年开始政府下决心调整，对农村义务教育实行经费保障制度，大部分由国家来掏钱，我国有1．5亿多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在县级以下接近1．3亿，所以在这点上农民所得到的实惠是相当大的。

第六，在农村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过去农民羡慕城里人有公费医疗、有劳保。2003年国务院下决心提出新农合，那时国家穷农民也穷，农民自己出10元，政府给20元。随着财力增长，今年财政给每人补贴240元，农民自己交60元，300元的标准能做到住院的各项费用报销75%，解决了相当多农民的后顾之忧。

第七，在农村建立了全面覆盖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7年开始实行，3200万农民纳入最低保障，每月20元。到了去年年底，有5300万农民纳入，每人每月发放86元。

第八，今年年底会全面覆盖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过去农民没有养老制度，只能靠土地靠子女，好的地方靠集体。2009年开始，我国推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试点，第一年推出时覆盖面占15%，第二年占30%，去年达到40%，今年会全面覆盖。现在已经有1亿老人开始领取农村基本养老金。

第九，前不久刚制定了新的农村扶贫开发十年纲要。过去的扶贫标准很低，中央反复研究以后提出，新的扶贫标准以2010年的物价为基础，一次性提高92%，达到2300元。到2020年，我国将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但相对贫困还是会长期存在。

第十，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和稳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2006年国务院出台文件提出要做好农民工工作，如工资保障问题、劳动保障问题、随迁子女就读问题。总体上讲，制度和社会氛围对农民工越来越善待。今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公布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意见有两个最大亮点：一是分类指导城镇户籍制度改革；二是明确必须保障农民的土地权利。

记者：成绩是斐然的，但在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化农业中，我们同样面临着很多历史遗留问题、面临着每解决一个问题又派生出许多的新问题，而派生出的新问题永远比老问题更难解决，正如您所说“有些坎儿不迈是过不去的”。您认为，现在最突出的，或者最能引起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陈锡文：有三个问题值得深思。一是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的供给问题。像2011年这样的农业丰收好年景，我国农产品还是供不应求，粮棉油糖肉都要从国际市场进口，去年进口粮食包括大豆在内1160多亿斤，去年国内总产粮食11424亿斤，进口粮食超过国内产粮的十分之一，今年还会略有增加。

中央反复强调粮食问题要居安思危。如何解决好这件事，首先当然是要保护好耕地，不断改善农民生产条件，不断推进农业科技进步，不断调动农民积极性，努力提高产能。但增加产量的难度越来越大。我国耕地面积18．2亿亩，我们利用不到全球9%的耕地生产出全球22%左右的粮食，非常不容易。

为解决粮食问题，有人提倡“走出去”买地租地种粮，更多利用国际市场、国际资源，但我国的盘子太大，买少了不解决问题，买多了惊天动地。因为土地问题非常敏感，归根结底都是国土。近年来，我国大规模对具有潜力的落后国家进行经济技术援助，帮助当地提高粮食产量，在非洲14个国家建立了农业技术援助机构，这样一来，粮食总量上来了，价格也稳定了。这是我国对世界粮食安全的贡献。

二是农村土地问题。我国征地的补偿太低，主要问题是工业用地价格太低。一方面有些地方为了招商引资出台低地价甚至零地价，于是拼命压低对农民的征地补偿，另一方面推高城市住宅用地的供给价。当一个企业的发展是基于低地价甚至零地价时，它可以根本不考虑技术落后，转变发展方式从何谈起？我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工厂，低价工业用地产生了极大作用，但是时代不同了，应当有所改变。

三是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变市民问题。去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首次超过农村，城镇常住人口6．9亿，其中至少有2亿多是没有当地城镇居民户口的。农民转市民的问题要有顶层设计，如果前期没有制度设计，后期就很难办。

记者：有人说，农业农村发展越是形势好，越容易出现麻痹松懈；越是连年增产增收，越容易出现滑坡拐点。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又该如何应对？

陈锡文：担忧肯定是有的。尤其是“八连增”后粮食增产压力加大，农业生产面临高成本高风险问题。自去年以来，国内部分农产品价格波动幅度较大，致使不少农民遭受损失。2011年粮食增产幅度大，供求关系宽松，预计2012年粮食价格将波动向下。这种情况下，更需要政府加强托市收购，防止粮价过度下跌和农民“卖粮难”。与此同时，农业生产要素价格的不断上涨，使农民面临着更多“高成本”风险。破解高成本高风险的方法，一是要发展规模足够大、具有一定市场谈判能力的合作社，二是在生产过剩的时候，政府要适当控制产量，给予农民损失补贴，保证农民的利益。

再就是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任务艰巨。农民收入实现改革开放以来首次连续8年较高增长。去年农民增收较快，得益于“三多三高”，即农产品产量多、价格高；农民务工人数多、工资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多、含金量高。

不过，刚开始显现的城乡收入差距、区域发展差距缩小的端倪能否成为发展趋势，要在高增长高要求中不断增进农民福祉、让农民更多分享发展成果，任务极重。从当前的情况及发展态势看，未来农民增收可能会受到一些不利因素的影响。一是农业生产成本持续上升，将影响农民生产经营性收入的增长；二是不少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农民外出就业机会减少，将影响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的增长；三是随着国家机关公务员及有关机构人员工资调整压力的增大，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有可能再度快于农村居民，继续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的任务依然艰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