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财政收支平衡策

今年以来，财政收入增速大幅回落成了引人关注的重点。

虽从目前来看，财政收入在去年高基数的基础上，维持着10%的增速，但财政收入的主体部分——税收的增速却早已回归到个位数的增长。

今年涌现出的一个新现象便是，种类繁多的非税收入开始扛起“稳增长”的大旗。各省非税收入同比30%、50%、70%高速地增长着，虽非税收入在财政总收入中占比不超过15%，但如此高速也使得全国总收入增速不至跌入个位数行列。

财政支出增速似乎比收入更为稳定，近几年支出增速基本维持在20%左右。而且支出有惯性，像很多部门支出，是按基数法，一般会在上年基础上有所增加；很多支出还是刚性的，如提高了养老、医疗保险等补贴标准，标准只会进一步提高，而没有下降的道理。今年的财政支出仍维持在20%以上的增速，就是一个佐证。

近十年维持9%以上增长的我国经济，如今滑入8%以内。累计的地方债务、投资回报率下降、地方财政的紧张等诸多因素，都使得强力刺激计划变得不现实。有诸多专家进行测算，判断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已经下降，未来经济增长速度可能类似今年，维持在7%-8%左右。

经济潜在增速下滑，意味着紧跟经济形势的财政收入增速也不可能突飞猛进。今年的财政收支状况是一个节点，也可能是未来的常态。一方面是财政收入增速下滑，一方面是财政支出维持高速扩张，如果长期保持这一消一涨的状态，财政运行的可持续性不禁让人担心。

收支变动

到2020年，也就是下届政府任期内，我们还能稍加展望财政收支状况：有些必然事件，也有些或然事件。

收入方面。第一桩确定的大事件，就是营业税将全面改为增值税。营改增，原则上保证试点企业税负不增加；同时又使得增值税的抵扣链条更为完整，企业的服务费用将被纳入进项，得以抵扣。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测算：营改增推广至全国后，年度减税规模不会低于3000千亿。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指出，实现全面营改增后，增值税在总税收中占比将超过50%，过分集中在单个税种上，税收风险将加大。高培勇多次表示，应该降低间接税的比重，培养直接税。

按照高培勇的路线，中国的税制结构会有很大变化，同时也意味着，这个转变过程将是漫长的。

可期待的直接税种之一有房产税。房产税目前虽有上海、重庆试点，但中央一直未对房产税的总体规划作任何规定。业内专家对房产税也存在诸多分歧：是应该全面铺开，类似交物业费一样；还是只针对高档住宅，或针对多套住宅征税；抑或是约定一个人均居住面积，超过部分征税。不过按照上海重庆试点情况来看，房产税似乎无法一跃成为一个主体税种。

直接税中另一个重要税种便是个税。虽然学界反复在提，目前分类计税办法有很多不科学的地方，对收入的调节功能有待加强，应改为“综合与分类相结合”。但从最近的个税修订可见，人们对自己“看得见”的利益特别在意，最终只在免征额上作了调整。让人们逐渐培养直接纳税的意识和习惯，也不是能一蹴而就的。

今年凸显出的非税收入，也是一个有潜力可挖的财源。非税收入包括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还有其他收入。今年不少省份的非税收入，来源于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和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未来如果能核算清楚政府资产，不使国有资产白白流失，倒也是个不错的来源。

再来说说支出方面。依据“十二五”规划，就能大致判断，未来财政支出规模只会不断增加。规划的主要目标有几项，其中要求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GDP2.2%，要求实现各种类型社会保险参保率的提高，要求义务教育质量显著提高等，这些无一不需要财政资金的投入。“十二五”过后的五年，有关教育科技、生活水平、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要求，只会更高。

税痛指数？

当然上面还是相对静态的分析。大量财政支出如果取得绩效，有可能促进经济更好地发展，带来更多财源。

这就牵涉到一个财政绩效的问题，财政花钱了，是否取得预期的效果呢？像“教育经费要占GDP4%”这一目标提了多年，到去年才首次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4%。

有专家统计，教育支出占到县级财政的40%-50%。

据记者了解，迫于县级财力资源的有限，很多基层官员对这一目标是有怨言的。有一位地方财政局局长还曾说笑道，如果一定要实现4%的目标，那财政局的开支也归为教育经费开支。

类似这样的问题不少。只是规定某项支出占GDP应该达到什么目标，有一个量化目标自然是好的，但也需要回应“资金究竟怎么用的，达到什么效果”这些问题。否则，官方宏观数据的呈现可能跟大众感受相差甚远。

教育4%的目标，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另一个客观现实：各个部委争相制定自己领域的政策目标，与实际财政负荷能力脱节。有专家直言，规定法定支出占GDP的具体比例，是很落后很粗糙的。

2009年福布斯发布报告，指出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全球第二。这引发了一系列对于税痛指数的讨论。

如果仅仅依据一个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来衡量这个国家的税痛指数，是有偏差的。那些高福利国家，财政收入占GDP比例高，但最终都回馈给民众，哪来税痛可言？所以，需结合财政支出，结合是大政府，还是小政府来判断，税有多痛。

由于信息的不透明，很多财政资金投向什么领域，怎么用的，大家并不清楚。人们直观的感受是，三公消费有很多浪费，且规模不小。

如果能将三公消费纳入到预算管理，且置于公众监督之下，想必能为政府“保民生”作出很大贡献。

总之，在财政收支矛盾加剧的未来，由于支出是硬性的，可在收入方面挖掘潜力。收入挖潜的路径其实就是“开源节流”：保障财政资金的绩效，完成经济结构的转型，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外，扩大财源；将政府开支置于阳光下，减少浪费性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