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中国教育改革错位与乡土社会现状（4）

按照西方人给定的知识谱系和制度体系来推进土改的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一个是成功的。而土改成功的只有东亚，东亚恰恰是早期亚洲文明所形成的文化圈，这种文明的扩散所导致的历史记忆的积淀，最终形成的是整个东亚的基本制度，就是土地制度。这个方式对应的形式就是综合农协，或叫农民综合性合作社，而不是大公司的、产业化的。

在经济领域，至少在农业上，我们还找不到普世价值。比普世价值更低一个层次的是普遍性的经验，根据普遍性的经验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就具有普世价值，应该是这样一层层递进的。在农业领域，归到经验层面上我们也找不到全世界可以普遍应用的统一的经验。

制约中国“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一是以上指出的人口膨胀、资源短缺，二是在这种资源条件下追求工业化，其结果一定是城乡二元结构。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就不能把只能在一种结构体制下适用的那套东西搬来用。

为什么现代化的治理在乡土社会引发大量矛盾？是因为不懂乡土知识，几千年传统乡土社会靠什么维持？当我们要给乡土社会加上一个庞大的现代管理时，想法固然很好，但未必是农民所需要的。

农民负担重，想用现代手段去管理，但又不给这个高成本的现代手段付钱，要让本来就没钱的农民来支付现代管理，这就麻烦了。有一次我在中央电视台做节目时讲，农民头上三把刀：上学、告状和医疗。现代教育变成农民头上沉重的负担，想搞现代教育，政府为什么不付钱，让没钱的农民拿钱来支付现代教育，怎么支付得起？支付不起，就出现了民办教师，后来又一刀切把民办教师都“砍”了，让很多辛辛苦苦拿着几十块钱干教育的人没有资格再当老师了。而师资力量不够，现代教育培养的师范生不愿下乡，怎么办？就集村并乡，好几个村只有一个学校，让那些孩子翻山越岭，这就是教育的错位。

再进一步说，农村需要很多乡土知识，我们都知道“十里不同风”，因农民跟自然结合过于密切，而使他根本离不开对自然界乡土知识的了解、归纳、应用，这些适用知识和适用技术有多少人去做呢？一方面农村的教育是一个抽水机，它把可以成为农村人力资源的人抽走了，另外一方面没有开展适应乡土知识和乡土社会需求的地方教育，也没有适应农民利用自然资源开展本地化、多元生产的技术服务。

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在强调“三农问题”之前，国家把90%以上的教育资源给了城镇，留给农村的大约只有7%。而那时农村户籍人口仍然占70%，现在不按户籍人口统计，农民人口仍占54%。现在，青壮年劳动力被城市劳动力市场抽走了，教育把最好的人力资源抽走了，金融把农村中的那点余钱抽走了，房地产业的开发把农民最宝贵的安身立命的土地占有了。所以，结构性的错位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在加剧，这就是现在严重的问题。农村教育的结果是推行知识教育，导致人才流出，也就是所谓的“掐草尖”。

我们一直主张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但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要从结构调整入手，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渐进过程。应该做到城乡统筹，先把那些已经进城打工的农民统筹成财政覆盖的人口。但现在我们还做不到，甚至连一些大学毕业生，也就是那些“蚁族”也不在城市财政所覆盖的公共开支范围内。因为这些人没有户口，属于非正规就业。

还有一个麻烦在于，推进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这要求财政得达到一定水平，而我们的改革其实是危机条件下的改革，每当遇到危机，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都是下降的。很多知识分子崇尚欧洲的高福利。其中瑞典财政收入占GDP的61.7%，丹麦是58%，挪威也是58%，芬兰是54%，奥地利是52%。这些国家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非常高，而且基本上是以富人纳税为主，这样才能够维持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上世纪90年代我国激进改革发生的时候，财政占比只有11.3%，和很多欧洲国家没法比。

财政占GDP比太低是不可能承担公共职能的。因此，很多从上世纪90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那时候下岗分流、减员增效，没有失业保险、医疗保险，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正是财政占比最低的时候。那时候不仅养活不了国企职工，也养活不了官员、军队，出现了大量的问题。而现在财政占比也不过才21%，只是北欧的1/3，不到西欧的1/2。所以客观来说，要想达到公共财政阳光普照，首先必须调整财政税收体制。为什么财政上不去？富人纳税太少。到现在为止，我国70%以上的所得税是工薪阶层缴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