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中美国家能力差距有何指标

2012年11月的第二周是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一周，在这一周，美国和中国进入“换届周”。两场权力交接的政治仪式同样举世瞩目，也为人们观察两大强国提供了难得的窗口。关于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的版本有很多种，但是决定大国崛起与否的并不仅仅是GDP，而是国家能力，求实而言，中美之间仍然存在着差距。

财政，经济还是政治?

就在美国总统大选落下帷幕、中国的十八大正在进行之时，经合组织出台研究报告称2016年中国的GDP将超过美国，这是中国超越美国的最新版本。在此之前，高盛公司曾多次修改中国超越美国的时点。然而，GDP并非衡量一国实力的“靠谱”指标，比如在华外国公司的生产也要计入中国的GDP。GDP只是衡量一国经济活力的指标之一，在2012这一全球大选之年，国家能力为人们观察大国兴衰提供了另一种指标。

所谓国家能力，是指国家将自己的意愿贯彻执行下去的能力，尤其是指中央政府汲取、分配社会资源，实现统治合法化的能力。现代国家由两大系统构成：政府与市场，如果说GDP是市场活力与容量的指标的话，财税便是国家能力的指标。政府通过征税以汲取社会资源，以财政支出的形式实现资源的分配。

财政，是一个国家的秘密所在。赋税国家理论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财政支出的方向揭示了一个国家的性质。福利国家的财政支出大半流向公民的医疗、教育、养老等领域，这样的国家真正落实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兑现了“为人民服务”的承诺。无论美国大选还是中国的“十八大”报告中都对财税问题进行了论述或者争论，但是，两国的财税观念存在着很大的反差。

奥巴马以332票的成绩赢得连任，但是胜选后便向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喊话，希望与博纳等人进行会谈，以解决美国的财政悬崖问题。财政悬崖问题一直是奥巴马与罗姆尼口水仗的焦点，可以预见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中，白宫与国会山的博弈还将继续。在美国，财政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更像是个政治问题，税收与选票捆绑成一体。在选举体制之下，横征暴敛已经不再可能，增税与削减福利开支成为政客不敢轻易触碰的高压线。将财政大权赋予国会是英国光荣革命以来，现代政治文明取得的重大进展，以议会来遏制统治者作恶的冲动，因为做坏事也是要花钱的。

美国政客们为了“钱”斤斤计较，恰恰是政治成熟的表现。财政是对政府行为的软约束，也是公民驯服统治者的重要手段。在中国政治语境中，财政更多的是一个经济术语，似乎与政治无涉。与财政息息相关的是公共预算，而这是政治活动的核心，没有严密的纵向与横向的监督，腐败便呈现出制度性的症候，刘志军等高官腐败的一个重要根源在于缺少公共预算体制的制约。

在“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将腐败的严重性提高到亡国亡党的高度，而温家宝多次提出“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财税体系的公开与透明、财税权力的分立与制衡，才可能让政府“为人民服务”，遏制腐败。

法治，工具性还是价值性?

合法性能力是国家能力的核心之一，一个政府可以依靠绩效赢得合法性或者依靠程序赢得合法性。美国政府的合法性源于宪法，而奥巴马上台与否则要看他的成绩。在“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提出“法治政府”的理念， 法治，是工具性的还是价值性的呢?

“法治政府”，可以有两种解读，一种是法治型的政府，法律更多的是一种工具和手段;另一种是“权在法下”，依靠法律治理与约束政府，法律便具有了主体性和价值性。美国的法治基于宪法，从而建立一个宪政与限权的政府，宪法在美国政治中具有了宗教信仰般的地位。美国最高法院在马歇尔担任首席大法官期间获得解释宪法的权力，宪法就是美国政府的“圣经”。

基于宪法而建立起来的法治政府不存在“好皇帝”与“坏皇帝”的难题，无论总统候选人如何争吵，他们在国家的制度、道路等“大问题”上是有高度共识的。通过制度的设计，“人亡”而“政不息”，因为权力已经被关在了制度的“铁笼”之中。

法治，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划定了界线，并捍卫之，不仅公民个体的生命、财产、自由得以保障，而且为市场体系的发育提供了空间。在法治原则之上才可能有真正的私人产权，从而激发创新的热情，推动创新型国家的建设。

财税和法治是推动国家能力建设的双轮驱动，也是观察中美两国力量消长的窗口。相比于美国这个古老的宪政共和国，中国这个年轻的共和国还有漫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