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不过,很多中国学者却认为,中国过去三十年来在经济领域所取得的惊人成就更多应归功于私营部门的不断壮大,他们是改革的“主角”和“生力军”。
马丁:我不这样认为,情况要更复杂。即使你提到的观点是对的,私营部门的努力也离不开大背景,这个大背景并不仅针对私营部门,它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执行的政策所决定,这点很重要。否则,你可能得到的是一个更自由的市场和一个不得力的政府,就像现在的美国。如果中国疏忽大意,就会出现在美国发生的情况:华尔街买通两党和媒体,政府则成为华尔街的囚犯,那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腐败。中国的私营企业主们是一个利益群体,国营企业又是另一个利益团体,政府必须要做的事是管理不同的利益团体。我可以想象,在一些条件下,人们会有不满情绪,比如对富裕省份的不满,认为这些省份应该多给贫困省份以帮助等等。类似这样的问题,谁来做最终决定?肯定还是中央政府,他们首先要考虑的是整个国家的凝聚力和国家的统一。
《21世纪》:那么在未来,中国的中央政府是否应给私营部门、民间社会以更多的发展空间呢?
马丁: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认为私营部门会得到更多发展空间,因为中国正进入新的经济发展阶段,更多自主权意味着更多主动性,这一定会发生。但从中期看,中国政府仍需要保持它的地位,这有历史和社会双重原因。政府在中国起到很大作用,不同于西方国家,因为中国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规模。过去的两千年里,中国的东部地区一直团结在一起,这本身就是杰出的成就。中国确实曾经是个大帝国,其它帝国都已消亡,而中国还在,为什么?因为你们有种机制造就了国家的凝聚力,中国始终有一种向心力,这点非常不一般。汉民族在过去的两千余年里,都将国家视为是维护统一和完整所必不可缺的,不仅在共产党执政期间如此,这样的国家观可以追溯到封建时代。即使在中国饱受屈辱的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军阀混战时期——也没有人真正想要分裂国家。从历史上看,中国没有分裂主义的现象。
你不能只考虑中国东部地区的中产阶级需要更多空间、更多自由,问题远比这个大,你必须用更广阔的视角看国家机构的重要性。我选择去看全局,中国会保持自己的特性,不会变得像美国。不可能,也不会。如果真的变得像美国了,我怀疑中国是否还会统一稳定,而对于中国人而言,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
哪个是中国未来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一方面,东部地区的私营业主在施加压力,要求更多自由和权利,这个问题很重要;另一方面,整个国家的收入不均问题还在不断深化。两者都重要,还可能互相冲突。但是允许东部地区的私营业主更快更多地挣钱,可能会恶化全国范围内的收入不均的问题。因此,未来中国所面临的潜在挑战是如何保持国家的凝聚力。我感觉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回答你的这个问题,只是陈述自己的观点。
《21世纪》:您刚才提到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均等问题,为什么这么关注这个问题?是因为收入不均可能导致的社会动荡最有可能打断中国崛起的这一进程?
马丁:西方社会普遍认为收入不均是中国未来所面临的一大挑战,因为这样的话中国由一个非常平等的社会转变成一个非常不平等的社会。我关注这个问题,首先是因为人民需要感觉社会是公平的,他们的付出得到公平的回报。不平等的程度越广,人民会愈发感觉政府不公平,于是他们会开始质疑、失去信心,甚至通过一些活动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你知道,有些民众认为这个国家的富人是靠官商勾结致富的,存在着权钱交易。如果人们普遍有这种想法,当他们过得还可以时不会有太多不满情绪;而当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减缓,个人生活水平提高停滞时,不满情绪就会变得强烈。
其次,收入分配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健康,它不简单是个经济问题。有人今早还在说这个问题,中国社会面对极端的贫富差距仍然感觉自我良好,这显然不是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孩子受到的教育会比较差,家庭得到的各类经济、社会、文化资源也会很有限。这个社会带着内置的不平等机制,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他们永远不会得到你能看见的东部地区所享有的机会。这是一道社会的伤疤,无论你从中国历史悠久的儒家传统来审视,还是从共产主义或是毛泽东思想来看,莫不如此。在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中,收入分配问题已成为令人绝望的问题,制约了这些国家的发展。
每次我在中国称赞中国的某些方面时,总有人说:我们还存在许多问题。的确如此,因为你们要管理一个大国,这里的人口占全球五分之一!中国正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在发展变化,这个过程很复杂。但我确信,在这个拥有不同的现代化方式互相竞逐的时代,中国会是主角。
(马丁•雅克,伦敦经济学院LSE亚洲研究中心IDEAS的高级客座研究员,前《卫报》副总编。著有《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本文原标题为:“在这个互相竞逐的时代,中国会是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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